4月2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擴大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實施范圍，部署進一步發揮開發性金融對棚戶區改造的支持作用，確定深化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加快鐵路建設的政策措施。
在此前的數份研究報告中，筆者都明確預判政府出臺“穩增長”政策的現實可能性。本次會議出臺的刺激措施，既有延續傳統性的做法，也有創新性的措施。創新性的措施主要是努力在增加建設資金來源，不增加或少增加政府賬面負債。
從傳統角度看，一是重視小微對穩就業的作用，“將小微企業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實施范圍的上限，由年應納稅所得額6萬元進一步較大幅度提高，并將政策截止期限延長至2016年底。”其中“大幅度提高”后的上限，會議并未明確，未來還需要財政部以具體文件加以明確。二是重視發揮投資的作用，發力點依然是棚戶區和鐵路。
從創新角度看，主要是在投融資體制上有創新，努力實現增加資金卻不提高負債率的目的。對于棚戶區和基礎設施建設，明確了要借助國開行、利用國家信用、降低籌資成本：今年要更大規模推進棚改，必須抓住資金保障這個“牛鼻子”，把政策支持和市場機制有效結合，尤其要發揮好依托國家信用、服務國家戰略、資金運用保本微利的開發性金融的“供血”作用，為棚改提速提供依法合規、操作便捷、成本適當、來源穩定的融資渠道，保證棚改任務的資金需要，并努力降低資金成本。會議確定，由國家開發銀行成立專門機構，實行單獨核算，采取市場化方式發行住宅金融專項債券，向郵儲等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者籌資，鼓勵商業銀行、社保基金、保險機構等積極參與，重點用于支持棚改及城市基礎設施等相關工程建設。
這意味著，第一，國開行將再度明確重回國家政策性銀行行列;第二，如果未來“住宅金融專項債券”是借助于國開行政策性銀行的信用發行而不是類似于鐵道債的
“政府支持類債券”，就能夠在享受國家信用的同時，卻不增加賬面上的國家債務水平——因為在此前國家審計署對政府性債務的所謂“全口徑”審計中，國家政策性銀行的負債并未作為中央政府債務納入全口徑的國家債務之中;第三，國開行所成立的“實行單獨核算”的“專門機構”，其發展方向預計將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所指出的
“基礎設施和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
對于鐵路投融資體制，則是明確推出了公私合營伙伴(PPP)模式的所謂鐵路發展基金。會議決定：“今年全國鐵路預計投產新線6600公里以上，比去年增加1000多公里。”但是，單純從鐵道債的發行規模來看，1500億元的發行量與2013年幾乎完全一樣。那么，新增鐵路建設里程的資金需求主要寄希望于“設立鐵路發展基金，拓寬建設資金來源。吸引社會資本投入，使基金總規模達到每年2000億~3000億元”。按照PPP模式，鐵路發展基金的絕大部分甚至全部資金來源，都可能是非政府的投資，不計入政府負債。
此次會議對保障房、基礎設施、鐵路等融資成本非常關注，從會議精神來看，預計未來會通過以下幾種方式降低成本：
一是利用國家信用。會議要求，“尤其要發揮好依托國家信用”和開發性金融機構的“保本微利”模式降低資金成本;
二是利用稅收優惠。會議表示，“實施鐵路債券投資的所得稅優惠政策”;
三是可能定向發債。會議明確表示“住宅金融專項債券”要“向郵儲等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者籌資，鼓勵商業銀行、社保基金、保險機構等積極參與”，暗示了向郵儲和社保基金等定向發行的可能性。
另外，發達經濟體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經驗顯示：匯率貶值幅度越大的西方經濟體，其經濟恢復也越快。不僅如此，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對1929~1933大蕭條的研究中也總結到：凡是率先放棄金本位(貶值)的經濟體，其經濟也恢復得更快;反之，則經受了更長時間的蕭條。
筆者在此前多部分析報告中表示，人民幣有效匯率與中國工業企業反方向變化，有效匯率高估直接壓制了整個工業企業的利潤，迫使經濟“脫實向虛”，助推了房地產等虛擬經濟的迅速膨脹;有效匯率高估也使得中國迅速喪失了成本優勢和世界工廠地位，造成FDI和出口迅速減少，使中國經濟日益與發達經濟體的復蘇脫鉤，增加了中國通過“干中學”進行產業升級的困難。出口“發動機”的熄火，導致經濟減速和就業壓力出現，迫使政府不得不反復以投資刺激經濟，使得政府負債居高難下，減稅因財政收支壓力行而不遠。
考慮到美元未來將進入升值的長周期，除非人民幣對美元出現實質性貶值，推動有效匯率回調并反映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否則，中國經濟將面臨數年通縮壓力，除非容忍更低的經濟增速和更大的失業壓力，否則，政府就只能反復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