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產能過剩帶有政府干預色彩
長期的產能過剩讓中國經濟猶如“帶著腳鐐在跳舞”，只有消化過剩產能,中國經濟才能輕裝上陣。中國式產能過剩更多帶有政府干預經濟色彩。
產能過剩是指經濟運行中產品實際生產能力大于實際有效需求的經濟現象。與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相比，我國工業行業的產能過剩從局部行業、產品的過剩轉變為全局性過剩。在我國24個重要工業行業中有19個出現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鋼鐵、電解鋁、鐵合金、焦炭、電石、水泥等重工業行業產能過剩都是比較嚴重的。2012年，中國產能利用率為57.8%，這要遠遠低于1978年以來中國的產能利用率達到72%至74%的平均水平。
近年來，環顧大江南北，化工產業園、生物醫藥產業園、光伏產業園、核電裝備產業園、風機產業園……各類工業園區遍地開花。地方政府大力扶持，大小企業爭相進入，各類項目上馬如火如荼，戰略新興產業發展風生水起。繼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煤化工等傳統行業產能過剩后，多晶硅、風電設備業也重循舊路，中國經濟似乎陷入了“越過剩越過剩”的困局。
從深層次看，我國的產能過剩除了經濟周期性波動帶來的“產能過剩”外，還存在體制性過剩，即與投資體制轉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資沖動、資金和資源價格扭曲等體制性矛盾有關。
內部成本外部化扭曲了要素市場價格
關鍵是要減少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干預和控制。1994年財政分權改革以后，我國地方政府出現明顯的“公司化”趨勢。所謂“公司化”，指的是地方政府直接介入經濟、承擔企業經營管理角色的趨勢，且各級政府與所轄企業形成的類似大型企業集團的利益共同體。大量增量資金投向投資驅動型領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結構性產生過剩，也導致了投資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大幅降低，這是導致產能擴張的體制性原因。
除此之外，在分析產能過剩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視，就是內部成本外部化問題，地方政府為了滿足企業利益便利用其在要素市場上的干預能力，以低成本為企業提供要素，造成了內部成本外部化現象，導致資源嚴重錯配，這在國有企業部門經常發生：一是地方政府以土地為手段的內部成本外部化。二是地方政府以資本為手段的內部成本外部化。由于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市場主要是由中央政府調控的，地方政府對直接融資市場的干預有限，所以地方政府對資本市場的內部成本外部化主要還是在以銀行為主體的間接融資市場。三是地方政府以環境為手段的內部成本外部化，使得原應由企業承擔的環保成本，甚至是污染成本由社會來承擔。
內部成本外部化直接的結果是導致產能過剩與投資沖動并存，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補貼，扭曲了要素市場價格，壓低投資成本，體制上的根本性弊端扭曲了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投資行為，大量增量資金投向投資驅動型領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結構性產能過剩和投資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我們利用投資產出彈性來測算投資效率的下降。根據測算的結果，我國投資的產出彈性已經呈下降趨勢，由2002年的4.1下降到2008年和2012年的3.2和1.8，單位投資所帶來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增量下滑，資本形成效率不斷降低。
治理產能過剩要約束有形之手
由此可見，中國式產能過剩更多帶有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的色彩，因此，治理過剩產能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而要約束有形之手，放開無形之手，釋放增長新動力，對待產能過剩不應“一壓了之”，而是靠市場化機制分而治之。
對于總量型過剩的行業，比如鋼鐵、水泥等傳統、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應進一步研究淘汰落后產能的綜合標準。探索綜合考慮利用能耗、物耗、環境指標與設備工藝技術指標相結合的標準來界定落后產能，突破單一“規模”標準在淘汰落后產能中難以準確區分先進和落后的局限。
對于結構型過剩行業，比如平板玻璃、船舶行業等，由于這些行業還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關鍵是我們的這些過剩行業都處于低端，缺乏競爭力，因此，應該以促進產業升級，提升產業競爭力為主。
對于成長型產能過剩，比如光伏產業、多晶硅、風電等戰略新興產業的產能過剩，由于國內市場需求尚未被有效挖掘，因此，需要相關政策引導需求的發展，供給端和需求端雙管齊下。此外，可以通過發展“技術追趕型”對外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發達國家先進技術集聚地的反向技術外溢，促進企業技術升級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有利于國內相關行業的結構升級。
最后，相對先進的產能應加快海外輸出，積極推動“中國基建”走出去。當前，亞非拉美歐都面臨新一輪基建投資大潮，對能源、通信、港口、交通等基礎設施需求量非常大。通過基建產業鏈上的建筑施工、工程機械、包括高鐵在內的軌道交通裝備等行業聯動實現“中國裝備”和“中國制造”同步升級。要將產能輸出與中國國家戰略結合起來，如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東盟升級版等重大戰略，在海外設立零部件和研發基地，通過價值鏈重構帶動周邊國家經濟發展，并形成新的“雁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