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額寶、微信支付等網絡支付金融行為，作為互聯網金融的重要內容，究其業務實質，都是在第三方支付平臺基礎上，通過增強客戶服務體驗度，拓展第三方支付服務市場。央行下發的《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其中關于限額的規定，對當前網絡支付金融的快速發展態勢，無異于猛踩了一記剎車。在市場對限額規定一片詬病的同時，我們認為，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對央行貨幣監管體系的有效性構成了極大挑戰;正是互聯網金融發展帶來的監管新問題，導致了央行對各種網絡支付形式互聯網金融“吹哨”。
互聯網金融脫離統一清算體系
從建立在網絡支付基礎上的各種互聯網金融發展實質看，互聯網金融脫離央行貨幣統一清算體系的現象比較嚴重。在傳統金融領域，貨幣結算除了現金結算外，所有的結算手段都是通過銀行體系進行的;通過中央銀行清算系統和商業銀行的結算網絡，貨幣監管當局能夠對貨幣流轉保持有效的控制和監控，實現諸多政策和管理目標：如反洗錢、貨幣分布結構調節、資金流向監控等。
建立在網絡支付基礎上的各種互聯網金融，其結算體系是第三方支付平臺。按照央行頒布的《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網絡支付是指依托公共網絡或專用網絡在收付款人之間轉移貨幣資金的行為，包括貨幣匯兌、互聯網支付、移動電話支付、固定電話支付、數字電視支付等。辦法同時規定，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機構不得辦理銀行業金融機構之間的貨幣資金轉移。第三方支付平臺對于在銀行業金融機構和非銀行業金融機構間的貨幣資金轉移行為，現行管理規定并沒有做出明確規范，正是這點不足，使得互聯網金融發展達到一定規模后，對現有貨幣監管體系，帶來了新挑戰。按照現行管理規定，第三方支付平臺可以為收付款人辦理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間的資金結轉。這就使得大量資金脫離銀行體系，進入第三方支付系統，在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主體之間流轉，這些脫離銀行體系的資金，自然也將脫離了央行的統一清算體系，使得央行的貨幣監控能力下降。
互聯網金融削弱央行監管能力
中央銀行的基本職能之一就是作為銀行的銀行，為商業銀行體系提供集中統一的清算平臺。央行的集中清算，不僅是提高清算效率的需要，也是央行統一行使貨幣監管職能的基礎。中央銀行構建的中央清算體系，也促進了銀行間資金結算效率的提高。上世紀80年代是信用卡在我國的發展初期，當時各家銀行都各搞一套信用卡結算支持網絡系統，各行間的不聯網和缺乏集中統一的結算平臺，結果不僅是運行效率低，并且運營成本高，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直到在人民銀行統一指導下，銀聯系統的成立和運行，才改變了我國各商業銀行各建系統、自成體系、分割獨立的散亂發展局面，促進了我國信用卡行業的發展，并改善了用卡環境。借助于銀聯系統，央行也有效掌握了中國信用卡載體下的資金流轉情況，并通過嫁接反洗錢系統等監管系統，增強了對貨幣安全的掌握和監控能力。銀聯系統作為銀行卡結算的基礎平臺設施，除了提供貨幣收付結算功能外，也為央行監管貨幣提供了基礎。銀聯等人民銀行的聯行系統等各種結算體系，在我國貨幣流轉結算體系中的基礎平臺地位，是保證我國金融安全的必備條件。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使得社會資金周轉有可能脫離了商業銀行體系，使得收付款人之間的資金清算最終不再需要央行的清算體系，極大地削弱了央行對貨幣的監控和調控能力。西方國家創新發展，雖然促使了大量“脫媒”資金的出現，但這些資金只是離開了銀行的信貸體系、資產負債表體系，并沒有離開銀行的貨幣結算系統，最終也沒有逃脫央行的貨幣監控體系;西方的金融創新，只是讓貨幣當局原先的監管手段和指標體系不適應形勢變化而已。中國的互聯網金融的創新網絡支付形式，卻讓社會貨幣資金的收付脫離了央行監管，若不改進或導致新金融不安全因素的產生。
力促第三方支付回歸監管體系
第三方支付的出現背景，是當時銀行體系難以提供有效的小額貿易支付，市場客觀存在為個人、商家的交易提供貨幣收付結算的業務需求。《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的出臺，為非銀行機構對個人和商家提供支付交易結算業務提供了法律地位。從管理辦法界定的第三方支付行為類型看，監管部門實際上并沒有考慮到第三方支付平臺后來發展到成為非金融企業和個人的資金劃轉和金融交易支付平臺。相對于銀行貨幣體系而言，央行對第三方支付平臺的監管手段和基礎設施都不完善，對第三方支付機構還處于監管規范階段，缺乏對第三方平臺上流轉貨幣資金的有效監控。大量資金脫離銀行體系，在第三方支付機構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流轉，顯然造成了央行對社會貨幣資金流轉掌控能力的下降，動搖了國家金融安全的基石。
日前央行就網絡支付管理發布征求意見稿，內容包括《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手機支付業務發展指導意見》。在有關各方都將關注重點放在支付限額設定上的同時，我們注意到，兩個征求意見稿實際上都是在規范網絡支付業務發展的同時，在補過去監管辦法在貨幣監管方面的缺位，都將金融安全防范放在了首位。《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在界定相關業務后，緊接著就對央行貨幣監管重點“反洗錢”做出了規范;第11條明確規定，“支付機構不得為金融機構以及從事融資、理財、擔保、貨幣兌換等金融業務的其他機構開立支付賬戶”，為杜絕無真實貿易背景的貨幣資金脫離銀行體系空轉，提供了法律保證。《手機支付業務發展指導意見》意見稿，明確要“大力發展商業銀行手機支付業務”，同時“規范發展支付機構手機支付業務”，實際上也是為防范資金流轉脫離銀行結算體系，脫離央行的“視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