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開中國經濟增長迷霧之后，我們正面臨如何找到保持7%有效增速的持續支撐條件，如何應對免疫力顯著降低的體系性經濟風險兩大系統性難題。中國經濟在底部停留的時間取決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程度以及內生性技術進步的動力轉換速度。唯有當有效經濟增長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常態，且基于這種增長路徑的財富積累能有序轉化為民生福利，即“物價不漲工資漲”，“底線安全有保障”，中國經濟才有望在提高系統性免疫力的同時，迎來新一輪增長周期。
中國經濟今年前兩個月差強人意的經濟數據出臺之后，國際投行下調2014年的中國經濟增長預期，是非常自然的邏輯安排，無須過多解讀。
相較于中國政府給出的7.5%GDP增速，高盛近日給出7.3%，蘇格蘭皇家銀行給出7.7%以及美國銀行給出的7.2%經濟增長預期，本身并無太多指標意義，多半是上述投資銀行的分析師們根據自己的行為偏好在辦公室電腦里敲出來的數字而已。如果中國經濟在2014年的經濟增長速度與他們中任何一家的預測最終一致，大概也只能說明在巧合之余背后的細致研究付出。
充分的信息與準確的數據是理性決策的前提，在信息披露渠道日趨多元的時代，在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信息早已被立體化解剖的今天，要預測中國經濟的短期增速，本身并無太多技術難度。誰都知道，中國經濟在逐步告別人口紅利、“入世”紅利和國際產業轉移紅利之后，中長期增長動力肯定將會面臨更多不確定性。中國經濟長期以來高速行駛的列車在未來某個時候出現增長疲勞，也是非常自然的現象。所謂未來二、三十年中國經濟還將保持9%左右的高速增長的樂觀預測，盡管是某些經濟學家或者市場人士的樂觀期許，但真實世界一般不會兌現這種過于靜態脫離基本面的假定。
今日中國的經濟增長基數早已不是1985年左右的3000億美元規模了，而是較之以前擴大了30倍以上。從先行工業化國家的增長歷史來看，顯然，中國經濟若要在2044年前繼續保持高速增長，肯定是不可能的任務。即便要達到未來30年年均4%的經濟增速，也是超高難度命題。
中國經濟在撥開增長的迷霧之后，目前面臨的兩大系統性難題是：如何找到保持7%有效增速的持續支撐條件，如何應對免疫力顯著降低的體系性經濟風險。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國在人均收入水平尚處于中下等階段時就過早地進入資本深化過程，沒能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來更加有效地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致在技術進步與技術應用方面進展相對滯后，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大量資本投入、大量資源消耗。導致全要素生產率(TEP)在1995年以后就處于低增長期。盡管從人力資源供給的角度來看，最樂觀的估計是未來15年，我國廣大農村地區仍會每年向工業部門轉移600萬至700萬的產業工人，但根據人口經濟學家的預測，人口紅利的轉變節點將會在2015年出現，未來20年，我國的老齡化現象將變得非常嚴重。另一方面，在經濟向人均3000美元階段邁進的關鍵時期，政府在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的同時，未能及時實現增長動力的切換。結果，盡管成績毋庸置疑，但宏觀經濟風險不斷累積以及經濟內外失衡持續加劇卻是不爭的事實。如今，偏好投資和出口而消費受到嚴重抑制的增長模式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負擔。我國也許能在5年內將經濟規模做大到與美國比肩的水平。但業已出現的部分領域突出問題，卻使我們不能不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諸多風險。若繼續放任在制造業基礎不很鞏固且金融體系并不健全的情況下，就將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風險極大的房地產領域，繼續放任地方政府飲鴆止渴式的增長邏輯，不切實加大金融風險管控(包括對以往是監管灰色地帶的影子銀行的風險管控)，則不僅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真正轉型，亦很難承受得起一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的沖擊。
再換個角度看，今日我國經濟改革進程中面臨的系統性經濟與金融風險，也為富有擔當感的新一屆政府提供了解決深層次問題的難得機會。從經濟發展的機理來看，處于“U”型經濟周期的中國經濟，在底部停留的時間取決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程度以及內生性技術進步的動力轉換速度。唯有當有效經濟增長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常態，且基于這種增長路徑的財富積累能有序轉化為民生福利，即“物價不漲工資漲”，“底線安全有保障”，中國經濟才有望在提高系統性免疫力的同時，迎來新一輪增長周期。
綱舉才能目張，決策層唯有以好的市場經濟秩序為參照系，以時不我待的決心全面推進系統性改革，不能再貽誤時機，加快經濟戰略轉型，才能真正突破中長期發展瓶頸。
因此，既然全面改革的核心方向是市場化，那就應堅持更加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政府放權、國企放棄壟斷、市場準入放開、銀行信貸取消歧視、取消各種投資限制、取消重要商品的進口配額等，政府應全力擴大競爭性投資領域，讓民間資本參與投資，在提高投資效率的同時也會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中國經濟要在更高層級上啟動新一輪增長周期，亟須在去杠桿化的同時，以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及配套的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使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行為空間受到切實保護，讓政府規制真正成為構建競爭性市場體系的切實保障。要提高經濟的系統性免疫能力，既要對經濟肌體進行全面體檢，找出病灶，更有賴于以金融體系和要素價格改革為突破口，切實化解民營資本發展的瓶頸，實現要素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中國目前已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保持較高的投資率盡管有其合理性，但投資結構不合理與投資效率低是兩大弊病，另一方面，龐大的民間資本卻因為市場準入限制難覓合適的投資領域。為了使宏觀領域的政策改革能夠更好地反映出資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須消除土地、資本、勞動力和能源等價格方面的扭曲，改變由行政機關定價或者受行政機關影響的定價機制，真正做到由市場來決定價格，反映這些要素的機會成本。
一言以蔽之，“制度紅利”，只有靠改革來創造，而在中國經濟步入系統性低免疫周期的時候，改革的安排不能過于局限在短期目標和個別目標上，更應關注系統性的戰略目標和系統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