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近一年的等待，銀監會終于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正式對外披露首批5家民營銀行落定在天津、上海、浙江和廣東開展試點的消息。這一消息被認為標志著民營銀行進入實質性推動階段，并將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新時期。
但在民營銀行申辦潮起之時，卻有諸多問題待細究，比如各地“一哄而上”的申請是否有失審慎?民營銀行的擴圍又是否只能依賴新發起設立?針對諸多問題，江蘇銀監局局長于學軍日前接受了上證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生不逢時”抵不過“免費午餐”
上海證券報：現在放行民營銀行，初衷更多是給民營資本找一個投資出口，還是因為現在銀行的金融服務覆蓋不夠全面?
于學軍：可能存在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前幾年銀行盈利能力特別強，存在一定程度的行業管制和壟斷嫌疑;第二是在某些方面金融服務的確存在不足，認為民營銀行進入可以增強競爭活力。當然，銀行賺錢對民營資本也構成很大吸引力，這也是一個客觀事實。
上海證券報：但也有人說民營銀行現在有點生不逢時，因為利率市場化結束了銀行“躺著掙錢”的時代。
于學軍：肯定存在這個問題，銀行以后會越來越難做。實際上銀行業對民營資本吸引力最大的是在前幾年，那時都覺得銀行是“香餑餑”，民營資本呼聲很高，要求創辦銀行，大談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等。但現在民營銀行真要推出來的時候，市場環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中國銀行業也許正面臨一個高風險時期。再加上新辦民營銀行，看起來還存在種種業務限制、風險自擔等說法，所以原先積極申辦銀行的一些民營企業現在又開始出現猶豫，積極性有所下降。這跟前幾年相比確有明顯不同。
上海證券報：可是自從政策信號放松之后，還是有很多地方打算申辦民營銀行，包括企業和地方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在推動企業去申請?
于學軍：這是不言而喻的，地方政府和不少民營企業都有積極性。尤其是對銀行牌照有積極性，因為長期禁入，使我國銀行牌照成為稀缺資源。
民營企業創辦銀行，辦多大或什么樣的銀行，本身回旋余地很大，但首先千方百計申請個牌照卻肯定是件好事。要來這個牌照，十億可以做，幾十億也可以做，怎么做是企業自己的事。所以實際上“要牌照”和“真正做”也不能簡單地畫等號，中間有較大距離。我感到很多申請企業本身并未完全做好“真正做”的心理準備。
主要還是申辦銀行牌照本身并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如果發牌照要付出相當的成本，我相信不少民營企業就不一定去申請了。現在申辦既無成本，更無風險可言，還能給自己臉上“貼金”，那何樂而不為?
不能一哄而上 要循序漸進
上海證券報：這里面是否存在許多不理性的地方，也是銀監會對設立民營銀行一直比較謹慎的重要原因?
于學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又存在管理體制中的各種弊端，做什么事情都容易一哄而起。如果沒有限制，完全放開，全國可能一下就能辦幾百家甚至上千家銀行，顯然風險很大。另外，辦銀行一定要有相應的監管，如果監管跟不上，也會出問題。但建立有效的監管體系，就需要配備相應的監管資源。如果監管資源不匹配，那也需要慎之又慎。所以申辦民營銀行，我認為完全堵死不行，但一下子完全放開也難，應該循序漸進，逐步達到一個均衡狀態。
比如在美國以及我國臺灣等大多數市場經濟體中，申辦銀行的確沒有行政障礙，有成熟的法律法規，只要符合相關的規定要求，企業就可以自行申請，照章審核即可。但實際上，也沒有多少企業去申辦，為什么?我問過臺灣金融界的那些董事長、行長等，他們說現在臺灣沒有多少人對創辦銀行感興趣，因為投資創辦一家新銀行比干點別的投資還困難，收益率也不高。
上海證券報：這是因為美國、我國臺灣這些市場銀行業利潤率已經達到了社會平均利潤率水平?
于學軍：一是利潤率達到了社會均衡水平，二是銀行本身準入門檻就比其他企業高，三是有嚴格的監管。這使一個從未辦過銀行的企業去創辦銀行成了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事實上從市場化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來看，銀行成為完全競爭性行業之后，其利潤率水平并不比其他行業更高，并且競爭的同質化以及風險管理的高難度，使其經營管理更為不易。真要到了徹底開放的時候，又真正實現了利率市場化，建立起市場化的金融體系，那么銀行也會變成一個競爭充分的、不易賺錢的行業。
在美國、我國臺灣這些成熟的市場，白手起家辦銀行、尤其是能賺錢是十分困難的事情。辦銀行小投入不行，因為資本充足率有嚴格要求，搞不了多少營業網點，自然難以形成網絡，這樣就提供不了廣泛的金融服務。不能提供廣泛的、網絡化的金融服務，在現代社會怎么招徠廣大客戶?進而又如何賺錢呢?辦銀行需要大投入，有一個集約化、網絡化的問題。另外其內部管理、風險控制、團隊組建也很不容易。一家成熟的銀行往往經過長期的發展，是由時間逐漸磨煉出來的。所以一般的企業不敢貿然去辦銀行。市場到了一種成熟狀態，就是這樣。
新設民營銀行民資有主導權
上海證券報：有個問題，之前在全國兩會期間聽某省代表團討論時，一個民營企業家就在抱怨入股了當地城商行，卻沒有話語權，還是政府(國資)說了算，對此您怎么看?
于學軍：中國實際上很多方面都存在行政干預現象，并且各地的情況也不盡相同。有的城商行、農商行，從股權結構上看，可能都是民營企業占主導，股份甚至超過50%，但地方政府照樣任命董事長、行長等，于是常聽到各種質疑之聲。從法律角度嚴格來講，這顯然是不合法的。但過去我們體制就是如此，董事長、行長等原來由當地政府任命，現在這種體制仍有一定的慣性作用，所以組織部門照樣管干部任命。
從種種現象來看，社會的進步，所謂法治化、市場化、國際化等等，并不是一天兩天即可完成，需要有一個漸進的過程。這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應有之義，我也期待我們能有一個更大的進步。
上海證券報：現在不是有不少銀行行長已從社會公開招聘的嗎?比如浦發銀行。
于學軍：同樣是招聘，實際上西方國家和我們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是真正市場化的，由企業(銀行)自主決定;而我們的招聘實際上仍多由組織部門主導。這兩種招聘從程序等表面看似乎差別不大，但實質上卻千差萬別。企業(銀行)自主招聘是由企業自身的需要出發，以自身盈利為目的，真正為了滿足企業(銀行)經營管理和發展的需要，由市場標準做出判斷和決定;而由政府主管部門主導的招聘卻很難做到這一點，選人用人的標準判別等，相差甚遠。
上海證券報：新設的民營銀行會跟現在的民營企業參股的銀行不一樣嗎?
于學軍：現在講的這個新設的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確實應充分授予其經營、管理自主權，由產權主導，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仍由政府管著，民營只是進來參點股，甚至當了大股東也不給主導權、控制權。
上海證券報：除了新設民營銀行，民生銀行董事長董文標曾提議鼓勵民營資本控股城商行，讓地方政府和平臺公司投資從城商行全面退出，徹底切斷地方政府對地方銀行的行政干預，將城商行改造成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您怎么看這一建議?
于學軍：實際上從法律上并無障礙，實踐中這樣的案例也不止一個。比如深圳原來的城商行就轉讓給平安集團，改變為平安銀行。深圳商業銀行原來就由政府管著，平安入股后，其管理權、控制權完全交給了平安集團。
平安集團后來還收購了深圳的另一家銀行，即深發展。深發展原來也是由深圳市政府控制、管理，平安集團收購之后就將原來的平安銀行與深發展合二為一，組合成為現在的平安銀行，控制權屬于平安集團，確實跟深圳市政府關系不大。深圳另一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招商銀行，則由招商局集團控股，深圳市政府也從未管過。
從法律上說，民營企業控股城商行本身沒有障礙，完全可以做得到。問題在于地方政府愿不愿意這么做。
上海證券報：為什么深圳愿意這么做?
于學軍：簡單來說，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地方的觀念問題。深圳認為銀行本身就是一個市場主體，相當于企業一樣。企業與市場的事，應當由企業和市場去管，抓到政府手里很難管得好。并且，銀行抓在政府手里，事實上政府風險很大，甚至要承擔無限風險。過去我長期在深圳工作，這些情況和改制過程，我都很清楚，這就是當時深圳市政府的主要想法。
政府控制仍被認為更安全
上海證券報：但這個理念的轉變并非一朝一夕，深圳也是因為改革開放30多年來，作為特區逐步形成了以市場為主導的理念。
于學軍：深圳特區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本身并未經歷過計劃經濟時期，又靠近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確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但實際上也不只是深圳，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現象，比如臺州的城商行。
但為什么總體上仍然多為政府控制呢?我看主要還是因為中國過去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就是政府包攬一切，管一切，這種思維理念根深蒂固，并不易改變。總的來說，改革走到今天，大家仍然認為政府控制銀行可能更加規范、更加值得信任，將來即使出了問題，也有政府負責處置、兜底，總比企業可靠得多。所以大家都愿意這樣做。
而完全市場化，由民營企業或者私人來主導，情況確實較為復雜，各地區、各企業又千差萬別，有的可以做好，但也有可能搞不好，甚至有可能存在各種背后交易、道德風險等，上世紀九十年代“德隆系”風險事件就是一個沉重的案例。
上海證券報：所以也不能絕對說是政府控制好還是民營企業控制好?
于學軍：任何事情都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果把這個問題放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我相信他們肯定說政府管不好銀行，政府不應該管企業的事。所以金融危機時，美國政府為了救助那些即將倒閉的金融機構，參股了不少銀行，甚至包括花旗銀行等美國的一些大型銀行，有的持股比例一度達到控股水平。但即使這樣，政府也未過度干預銀行的事，包括對高管的任命等。危機一過，政府便趕快想辦法出手所持有的銀行股份，盡快變現歸還于市場。
但在中國，直到今天，無論是銀行自身，還是監管部門，甚至包括老百姓，大多認為，相對把銀行交給一個大家都不知道的民營企業，還不如由政府管著更放心。
平安之所以搞得好，是因為平安集團本身很強大，在社會上建立了很高的信譽度，同時管理規范，市場化運作水平較高，所以市場對它才會投信任票。如果背后控股銀行的這些民營企業都不知道是什么背景，管理水平參差不齊，那確實就不會被大家所信任了。比如剛才提到的“德隆系”風險事件，至今影響猶存。當時，他們通過收購兼并等多種方式，暗中控制了多家金融機構，包括信托公司、金融租賃、城商行等，把這些機構的大量資金套出來，炒自己的股票，造成嚴重的金融風險事件。所以說，各有利弊，任何事都要在具體的環境下來分析。
上海證券報：可不可以說“德隆系”陰影帶來的影響現在還在延續?
于學軍：我覺得中國在一定時期、一定階段之內，仍有可能發生類似的事件。現在的環境，雖然比“德隆系”風險事件的時候有了很大進步，監管體系也更加完善、嚴密，但仍不可掉以輕心，誰都無法保證今后中國就不會再出現另一個“德隆系”事件。因為中國大的管理體制、機制并未發生重大改變。
上海證券報：所以現在還是應該延續現有模式，讓新設民營銀行與政府控制的銀行并存?
于學軍：我覺得都不一定是絕對的。新設民營銀行可以，同時傳統銀行逐步被改制、轉制為民營銀行也可以，不要把它絕對割裂開來。中國幅員遼闊，東西南北差異巨大，各地政府的觀念也不盡相同，完全用一個方法、一種模式來解決同一個問題，也不一定是對的。可以采用多種方式、多種途徑來探索，但前提是要把基本的法律制度構建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