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防止老板跑路，工人拿不到工資，江蘇高郵市政府要求企業繳存工資保證金后才能招工開工，但對于當地流動資金有限的中小服裝企業來說，每個工人3000元到6000元的“保證金”讓他們無力承擔，只好暫時拖著。于是，2014年的春天里，高郵市的許多服裝企業歇業了。當地經濟開發區60多家服裝企業，目前開工的只有三四家。沒開工的基本都在觀望或準備繳存“保證金”。(2月23日《現代快報》)
為捍衛職工權益，當地高調征繳“保證金”。然而，最直接后果是，眾多服裝企業無力開工，反倒致使一干產業工人就業無門。此項備受爭議的政策，尷尬地陷入了自我矛盾的悖論之中……只不過，一切似乎并非這般簡單!那些冠冕堂皇的措辭，未必不可以有另一種理解。在此語境下，所謂“工資保證金”一說，顯然已經超越了“防止老板欠薪跑路”之層面，而是宣示了行政權力在特定行業內，有選擇性的打壓與扶持。
將繳存“工資保證金”，作為企業開工生產的前提，無異于是以行政權力，設立了一道行業準入門檻。其后，那些現金流有限、資金儲備薄弱的企業，極可能被清場淘汰，最終只有那些業界龍頭和中堅能得以留存下來。相關負責人回應稱：“做大做強一批服裝企業，整改一批，淘汰一批。”
他說，像波司登，一年納稅1.5億元，全市其他幾百家企業加起來納稅還不足一億元;但是波司登制衣公司招工遇到困難，可以容納3000到5000人的，今年只招到600人……所謂“維護職工權益”的托詞，不過是為了掩飾當地重布產業格局的意圖而已。
升級產業結構，實現優勝劣汰，當然是管理部門的職責所在。然而問題在于，該過程顯然應該采取諸如調整稅率等宏觀市場手段，而非以強力、微觀的行政介入來實現。再者，所謂“經濟實力”，從不是甄別企業潛力和企業主信用的靠譜指標——能否拿得出動輒數十萬元的“保證金”，與企業主會否對職工負責，并不存在必然、確定的關聯。“為防老板跑路，而預收保證金”，實際是秉持一種惡意揣度的思維，來壓制企業主以自身才智和進取心，博取一個更好未來的可能。
預防工人被欠薪，完全可用別的方式實現。既可以充分信賴既有的機制設計，比如勞動監察、勞動訴訟、勞動仲裁等;此外，也可以針對具體行業，進行專門性的臨時規制。具體到服裝業，則應確立并嚴格落實“薪酬月度結算制”，強化對中小企業的運作監管和風險預警。凡此種種，都能有效預防“老板欠薪跑路”事件的發生……說到底，倘若職能部門真想捍衛職工權益，大可以推出一攬子更溫和、更少爭議與副作用的方案。
之所以選擇“征收保證金來保護工人利益”，而不是選擇其他什么模式，根本原因還在于當地職能機構的訴求并不純粹。它們既想著實現服裝業的“去小留強”，意圖引導勞動力向大企業集聚，同時又不想因為太過露骨而予人口實，故而便“高明”地將一系列行動，包裝在“維護職工權益”的名頭之下。從頭到尾，所謂“捍衛工人工資”成了這場“整治”的辯護詞。這，才是最令人遺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