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發已近6年的金融危機其實從未真正離開，世界經濟也在曙光與黯淡的交匯中，將不確定性烙印在每一年的全球經濟報告中�？唇袢杖蛄α孔冞w趨勢，雖然日本及部分新興經濟體的表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世界經濟的走向，然而占據全球經濟五分之二份額的美國、中國和德國，成為全球經濟穩定之錨趨勢正日漸顯著。
業已進入跛腳期的奧巴馬，盡管在日前的施政總結中自比富蘭克林·羅斯福，稱在其任內成功避免了美國深陷第二次大蕭條，不過在政客泛濫、政治家稀缺的今天，這種肯定與自我肯定并不為奇。先且不說比肩羅斯福，就是要超越其前任小布什恐怕也不那么容易。小布什執政八年間經濟業績乏善可陳，但他至少可以自豪地說，在2008年底那段風雨飄搖的日子里，他領導下的美國政府成功避免了美元體系的崩潰。
當然，與上世紀九十年代相比，美國對世界經濟的統治力，確實在大衰退。但美國以占全球5%的人口創造出占全球經濟總量23%的經濟產出，僅就這一點而言足以傲視全球。美國當然也很清楚：在享受了太多機制化霸權紅利之后，其在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中的邊際影響力正處于極為敏感的時間當口。作為機制化霸權的重要符號的美元，在統治國際貨幣體系長達70年之后，基于內生性衰退因素和全球經濟競爭的外部擠壓，正不可避免地步入衰退軌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擔心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會否有一天被其他貨幣取代。連布熱津斯基都在擔心美國的霸權時代會否即將終結。因為從貨幣主義角度來看，國際儲備貨幣長期而言是中性的，無休止的流動性釋放除了引發滯脹以外，還會使美國之外的美元持有者對美國的信譽和美國經濟失去信心。力量使用過度的美國既無實力也無意愿對美元的發行承擔相應的責任。美國也許還能憑借暫時的競爭優勢維持一段時期的美元本位，但基于國際貨幣均衡的角度，全球貨幣金融領域的公共產品由單極霸權向均勢結構變革乃大勢所趨。華盛頓盡管可以想方設法推遲這一天的到來，但終究無法改變這個趨勢。
如今，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深深體會到，倘若沒有絕對經濟實力支撐，即便有著全球最為完善的機制化霸權體系，也無法保證美國對世界經濟的持續支配力。因此，美國近幾年的經濟政策調整，核心目標始終是為了恢復因受金融危機沖擊而嚴重受損的實體經濟，而經濟增長和有效就業被視為政府施政的最重要指標。美國也確實通過刺激計劃創造了至少600萬個就業崗位，失業率在過去12個月里從7.8%降至7.0%，得益于消費者支出增加、企業投資回升以及凈出口增加，美國經濟去年取得超過2%的增長，財政赤字在過去5個財年中首次低于1萬億美元。
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結構框架下，全球會否再度爆發金融危機，某種程度上取決于主要經濟大國的經濟健康狀況，以及國際金融資本的行為表現。在美國經濟整體而言并未顯著惡化的情勢下，全球即將爆發新的更大層級的金融危機的概率不大。在美元紅利期約剩7年的趨勢判斷下，美國必然通過調動各種力量工具來強化實體經濟。事實上，“再工業化”只是美國力圖恢復實體經濟競爭力的杠桿之一，在伙伴國的支持下，美國按照鍛造國家競爭力的戰略目標構筑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TTIP)和多邊服務業協議(PSA)為“一體兩翼”的多邊貿易體系，才是美國的戰略高明之處。
而作為全球經濟三大力量中心之一的歐洲，能否避免經濟基本面進一步惡化，則主要取決于作為穩定之錨的德國能否展現出大國責任感。
經歷了過去幾年債務危機的折磨之后，歐洲去年整體經濟表現在有所起色。在美歐日三大經濟體中，歐洲的去杠桿化是最為堅決的，債務風險也因此有所緩解。不過，在英法兩大傳統經濟強國下滑明顯，區內產業競爭力不振的背景下，某種程度上歐洲經濟的未來取決于德國。盡管2013年德國經濟總量只有3.6萬億美元，約占美國的22%，中國的38%，但德國的經濟產出質量卻是世界上最高的，擁有全球最為穩健的金融體系與一流的工業體系。德國人對金融業的輕度厭惡以及對制造業的專注與求精，加上國民的勤勉精神與理性思考，是德國傲視歐洲乃至全球的最大資本。
無論西方發達國家再怎么不樂意，中國遲早會成為全球格局變遷的主導力量。而中國要實現由貿易與制造大國向產業與資本強國的轉變，在全球頂尖層面的分工競爭中擁有一席之地并切實維護核心利益，實現民族復興大業，就必須構筑“經濟高邊疆”。強大的資本市場、世界級的銀行與保險體系，比肩美元的國際貨幣本位幣，能與紐約、倫敦抗衡的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群，應是構筑“經濟高邊疆”的戰略目標。只是上述這四大力量體系建設，沒有兩個五年規劃是不可能取得顯著成效的。
中國在為世界經濟提供主要增長動力的同時，必須通過換血式改革化解系統性經濟風險，盡快完成經濟戰略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