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海南省人大代表邢詒川在海南“兩會”上“曬”出了他制作的“行政審批長征圖”。長達5頁的A3紙張，詳細記錄著一個投資項目從獲得土地到辦完手續，需經過30多項審批，蓋上百個章，全程最少需歷經272個審批日。“整個審批流程按政府規定時限是272個工作日，但是實際所花的時間遠遠超過272個工作日，很多項目審批流程少則一年，多則三年。
行政審批如此拖沓冗長，在審批權改革風頭正健的當下，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改革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去年3月，新一屆中央政府表示任期內要精簡現有行政審批1/3，而僅在過去一年時間里，這個目標已經接近完成一半。在行政審批改革這件事上，國務院毫無疑問是率先垂范的。但是，涉及到割肉和啃硬骨頭，上下聯動就沒那么容易。在這過程中，出現邊減邊增和明減暗增情況的可能性，還不是一點半點。
行政審批改革的要害不是數量。或者說，剛開始的改革是要致力于數量的精簡，將龐大的不合時宜的審批權或取消或下放，最好還能觸及那些有含金量的審批權。之后的改革是要保住這個精簡的成果。如果風頭一過便就地反彈，那么改革還是在畫圈。
很多行政審批之所以要改革掉，就在于過多地介入市場導致后者的資源配置功能被壓抑，改革的目的就在于讓政府和市場各安其命。但是，現在很多對市場的干預和審批，恰恰是打著矯正市場失靈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借尸還魂。這在房地產市場最為顯著，有形的手變成了閑不住的手。
同樣，在我國，強勢的政府掌握著很多公共資源的分配，而這分配的過程，往往也是審批的過程。經濟愈是發展，生產要素市場愈是重要，而要素資源傾斜誰、不傾斜誰，政府制定的扶持和補貼標準，實際上就是一種隱性審批，因為企業不得不圍著政府轉，不得不“跑部錢進”。正是因為政府對于土地、資本等要素市場強有力的管制和審批，造成了誰靠權力最近，誰就靠人民幣最近。
更重要的是，行政審批權力背后是更大的權力，那就是制定行政審批的權力。這一項權力如果顯得隨意，如果缺少內部制衡和公開監督，審批權的精簡就充滿了不確定性，政因人興，也或因人亡。
我們可以先治標，后治本。通過治標先打出聲勢，再為治本聚集力量。行政審批權的改革在過去一年已經打出聲勢，成為改革的標志，在這種情況下，什么時機去推動進一步治本的改革，用制度籠子鎖定審批權精簡的成果，就考量著決策者的勇氣和智慧。比如，審批權究竟有多少，能不能公示?如果審批權的增減在顯微鏡之下，如果審批權的總量能夠做到定期體檢，制度就能夠發揮籠子的作用。比如，負面清單模式可不可以試點，在清單上列舉需要審批的事項，清單之外則一概無需審批。負面清單不怕出亂子，因為這個清單是動態的，是調整的。你總要給創新一個表現的時間，而不是一上來就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