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召開會議提出要下大力氣解決
“心肺之患”，彰顯了決策層對于“治霾”工作重要性與緊迫性的高度認識。然而，治理霧霾決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污要治本，治本先清源，必須把治理霧霾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強化“頂層設計、綜合治理”。
持續的嚴重霧霾是工業化對生態損害程度的直觀展示，是對傳統工業生產觸碰自然底線的警示，也是對經濟發展、城市治理有效性的檢驗。大面積霧霾帶來了經濟社會風險和重大損失，而其成因又極其復雜。筆者認為，解決霧霾問題，必須加快改革步伐，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下功夫;必須改變目前環保管理體制，強化環境污染出口管理和入口管理相結合，強化多種污染控制和全國聯防聯控相結合，積極探索“四位一體”的霧霾治理新模式。
加快推動“大環保”體制改革
霧霾治理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然而，在現有的環保體制背景下應對則顯得非常被動，必須做好頂層設計、統籌規劃，形成合力。
一是加快推動環保體制改革，成立“大環保部”。霧霾現象只是我國生態環境惡化的縮影，除此之外，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也已非常嚴重，迫切需要建立以綜合生態系統管理為職能的“大環保部”，或設立高級別的環保協調機構，改變多頭管理、分散管理的局面，實現全國環境保護垂直管理、區域管理和綜合管理，研究擬訂國家大氣治理發展戰略，完善生態建設咨詢評估機制，并統一發布大氣污染評估報告。
二是加快推進環保立法，加強法律和行政監督。當前，要把《大氣污染防治法》的各項措施落實到位。同時，要進一步落實《環境影響評價法》、《節約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和《循環經濟促進法》等相關法律，加大污染治理的法律保障，以及環保部和其他部門的聯合執法。
三是健全環保信息公開制度和“追溯問責制”。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加快推進環境保護的政府決策和企業生產經營信息的公開制度。同時，建立“追溯問責”制度和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讓用污染代價創造國內生產總值的危害無所遁形。
四是引入“第三方治理”和市場化環保手段。當前環境污染治理效率低下與“誰污染、誰治理”的政策導向有關。要按照“排污者付費、治污者賺錢”的原則，推行
“把治污權交給第三方”的管理模式，并可以通過合同能源管理、能源管理師制度等節能服務新機制改善能源管理，城鎮污水、垃圾處理和脫硫、脫硝設施運營基本實現專業化、市場化、社會化。
加快調整重化工業結構推動產業升級轉移
我國重化工業總體分布在東北、華北以及沿海地區，具有明顯的集聚性。過密的工業布局，使有限的資源難以得到合理分配，加重地區環境污染的隱患。要通過推動產業布局調整，逐步疏散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大氣污染嚴重地區的重化工業產能，逐步降低大氣污染嚴重區域的煤炭消費量。建立產業分工和轉移的利益協調機制，加大重化工產業的技術創新和升級，避免產能轉移“重化擴散”。
重新謀劃能源布局堅持實施總量控制
長期以來，我國能源配置方式過度依賴輸煤，電力發展以分省(區)自我平衡為主，導致東部環境污染日益嚴重，西部地區能源資源優勢得不到發揮。考慮中東部地區經濟較發達但能源匱乏，而西部地區煤電、水電、風電資源充沛，建議一方面可以通過特高壓西電東送，另一方面，凡具備條件的地區可集中建設坑口電站，加大煤炭就地轉化為電力的力度，實現輸煤輸電并舉。
堅持“能源消費總量控制”，促進能源經濟總量平衡、結構優化和效率提升。在能耗總量分解上，應綜合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節能目標等因素，把能耗指標差別化分配給各地區，因地制宜;引入市場機制，建立能源量指標交易置換制度，實現不同企業、不同地區間的配額交易;建立健全能源與碳排放監測平臺，真正發揮“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對能源結構轉型的倒逼作用。
倡導低碳發展理念推動綠色城鎮化發展
協同控制污染物排放和溫室氣體排放，制定多種污染減排控制一攬子計劃：
一是在生產領域，強化企業排放標準，加快與空氣治理相關的低碳技術開發應用，積極使用低污染排放的原材料、能源和工藝流程，開發工業污染的回收利用技術，以及工業污染的疏散工藝流程等。
二是在交通領域，提高汽柴油和市場準入標準，加快推廣汽車加裝催化轉化和PM2.5過濾器裝置，全面放開新能源汽車的購買和使用，加快城市和交通網絡的新能源汽車配套設施建設。
三是在建筑領域，全面強制推廣城市建設揚塵抑控措施和控制標準，對建筑工地揚塵措施不到位的實行一票否決的停建制度。
此外，積極倡導低碳環保新理念，引領低碳消費方式，讓低碳理念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