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老齡化進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一個顯著不同是“未富先老”，因此，西方國家行之有效的應對老齡化措施，在我國基本上行不通。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內涵，恐怕不應由投資型經濟轉向消費型經濟，而是要發展“創新型經濟”，建立創新型經濟發展模式。
社會各方期望甚高的“單獨二胎”政策終于落地了，這意味著實行了近4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出現松動。按照消費的生命周期假說，老齡化社會來臨會帶來消費比重的提升。在其他因素不出現大變動的情況下，一國的儲蓄率與年齡結構是高度相關的，勞動力年齡段人口比重大的時期，儲蓄率通常較高，因而也會有更高的投資率。這樣看來，我國老齡化程度提高，也帶來了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提升消費率的動力，或者說客觀上有利于我國消費型經濟體系的建立。
多年來，我國一直在努力促使經濟增長模式從投資型向消費型轉變，中央政府陸續出臺了諸多刺激消費的措施。但由于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投資在過去、現在，以至未來的10至20年間，仍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增長動力。在我國現有的條件下，老齡化使得消費型經濟過早來臨，使得社會創新能力下降，故而對我國而言，應對“老齡化”根本之道與發達國家有別，根本出路還在建設“創新型”社會。
從世界各國經濟運行特征看，消費型經濟特征的國家有兩種：一種是發達國家;一種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發達國家經濟運行的消費型特征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國家基礎設施相對完善，軟硬件設施都比較健全，經濟運行效率較高，社會財富積累早已完成，不再需要大興土木，因而投資的空間和余地都較小，新增投資增長相對較低。對另一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消費型經濟體來說，由于經濟結構性矛盾、政策失誤等各種原因，經濟在經歷一段快速增長時期后陷入了停滯或緩慢發展狀態，此時經濟運行特征也由投資型轉向消費型，社會財富積累也由前期高速發展轉向緩慢增長。
在社會經濟發展尚未進入發達階段、社會財富積累仍處前期高速增長階段時期，“老齡化”的加速來臨，將使我國經濟過早轉入消費型經濟體系，從而導致投資放緩、財富積累下降，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戰略目標受到損害。
如果不是因為國際競爭的存在，對發達經濟體而言，由于社會財富積累已完成，以及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老齡化并不會對經濟和社會的正常運行造成大沖擊。在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國家間經濟競爭的基礎除了資源稟賦和社會制度因素外，創新能力已成了越來越重要的決定因素。美國經濟之所以能一直領先全球經濟，并能經歷各種危機而不倒，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國經濟的創新能力極強，全世界近半個多世紀來的新產業，無不先在美國出現，最突出的是建立在信息技術之上的互聯網“新經濟”。創新優勢，讓美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始終保持了領先的對新科技產業化的能力，并挾此引領世界經濟潮流和全球經濟增長。
從人口年齡分布結構對社會創新能力影響的角度看，人口相對年輕的社會的創新能力自然較強。年輕人求知、求勝和探索欲望較強，并且也較不畏懼和考慮風險;比較不同年齡段人們的創業類型可知，年紀大的人傾向于從事投資(投資于現有企業)，而年紀輕的人則傾向于新創實業。假如不考慮經濟和社會運行制度、金融支持體系差異，單從人性角度看，老齡化無疑對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是有損害的。是故梁啟超作《少年中國說》，頌我少年中國必將強大。
從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角度來分析，當前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內涵，恐怕不應是由投資型經濟轉向消費型經濟，而是要發展“創新型經濟”，建立創新型經濟發展模式。
老齡化背后的深層次危機，是社會創新力的散失，這實際上早已為有識之士所認識，經濟學家也提出了許多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從西方最早進入老齡化的法國和老齡化程度最高的日本的情況看，西方國家應對老齡化的政策實踐主要有：鼓勵生育;放寬移民;解放女性勞動力;提高自動化程度，如發展自動化技術、機器人技術等;延遲退休;等等。所有付諸實踐的政策，都對西方國家經濟在進入老齡化社會后的繼續發展，做出了不同程度貢獻。
我國老齡化進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一個顯著不同是“未富先老”，因此，那些西方國家行之有效的應對老齡化措施，在我國基本上行不通——我國不存在女性勞動力回歸問題;放寬移民帶來的問題可能比解決的問題還要大，鼓勵生育也是;工業機器人在現有技術背景下，我國勞工價格仍然還有經濟優勢。我國的老齡化，是在經濟仍然處在趕超階段發生的。因此，應對對策仍然需要著眼“發展”，有效的老齡化應對政策，更應從老齡化對經濟發展影響的深層次原因——創新能力損害方面入手。
自改革開放至今，我國基本上走的是一條外延式擴張之路;經濟發展在取得不凡成就的同時，代價也極為驚人：資源、生態環境承載力已到極限，產業結構落后、生產力水平低，在國際經濟分工中仍然處于較低層次。未來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無疑要走內涵型發展道路，這客觀上也對建設創新型社會提出了要求。
而創新型社會完善的標志，是科技產業化支持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為此，建設創新型社會，首先需要完善金融市場，尤其需要加速發展完善多層次的直接融資體系。直接融資體系相對于間接融資體系，對科技產業化的支持作用要大得多，這點已為經濟學家們公認。其次，建設創新型社會，還需要放松產業管制并且開放民間投資。這一點在當下的中國尤其重要。整體而言，中國經濟體系不缺資金、不缺項目、也不缺敢于冒險的企業家，只是中國經濟運行中，充滿著管制和壟斷。“對外開放、對內搞活”，這個口號在改革開放啟動時就已提出，在延續了35年后，在改革再推進的新形勢下，依然必須特別強調，并且增添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