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月30日，2014年以來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滬深兩市就有199家上市公司累計發布了214份高管辭職公告。上市公司高管如此高密度辭職，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是正常現象，至少這將對上市公司治理帶來較大負面影響。筆者認為，為此應制訂針對性監管措施，特別是需將上市公司治理結構與退市制度掛鉤，從而最大限度約束規范相關行為。
公司上市，不僅是企業資產的上市，更是公司管理團隊上市;上市公司經營好壞以及發展前景，關鍵因素其實是管理團隊，投資者買入公司股票，很大程度也是基于對當時公司管理團隊的研判。而上市公司高管隨意辭職，尤其是高管組團辭職，導致上市公司管理隊伍不健全，顯然也將影響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影響投資者利益。由此予以約束的一個思路，就是考察上市公司董事會組成、高管辭職、再融資、分紅等信息，將其各方面表現綜合打分，評估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及其存在的風險，再依此分類監管。
比如高管辭職，有的是高管不顧公司和投資者利益，只為盡早套現，有些則是因為上市公司經營本身也陷入窘境，這都表明上市公司治理堪憂。此類公司，治理評級得分應該偏低，監管部門應對此加大監管力度，及時示警，督促上市公司及時化解風險，而投資者也可以此作為投資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
當然，這還遠遠不夠，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低下，量變引起質變，達到一定程度，就應讓其退市;也就是說，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分類評級結果，應該作為退市標準之一，這才可將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或治理水平的重要性提到應有的高度。事實上，成熟市場的退市條件，通常包括數量標準與非數量標準，數量標準要求上市公司在總資產、凈資產、股票市值、營業收入、盈利能力、股價等方面滿足規定的條件，而非數量標準主要從公司治理結構、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要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相比凈資產、股價等數量指標，發達國家的股市非常看重公司的治理結構以及誠信度等方面的非數量退市指標。
國內投資者所熟悉的美國納斯達克市場，其實包括了“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納斯達克全球市場”以及“納斯達克資本市場”，最后一個市場層級最低，無論其中哪一個市場，其采用的非數量退市標準，都有對法人治理結構的要求;而且即使在低層級市場，其非數量退市指標也與高層級市場一致。
納斯達克市場對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要求，包括年報或半年報的報送、獨立董事、內部審核委員會、股東大會、投票機制、征集代理表決權機制、避免利益沖突等，而在這其中，審計委員會和獨立董事至少需要三名成員組成。比如，2012年在納斯達克市場掛牌的比克電池、中國閥門、賽諾國際等多家中概股，由于獨立董事辭職等原因，導致其獨立董事和審計委員會不再符合納斯達克有關上市公司管理架構要求，便收到了納斯達克的通知函件，稱其不符合納斯達克掛牌規則，需要限期重新滿足相關要求。
而在滬深A股市場，無論是主板還是創業板，目前還沒有明確規定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的退市標準，這無疑是比較令人遺憾的。之前，有些A股上市公司長時間存在雙頭董事會現象，凸顯公司治理存在巨大問題和風險;而在2010年，還有過ST得亨公司員工僅有3人的怪狀，這樣的公司，哪里還談得上什么公司治理?此類荒唐現象之所以在A股市場屢屢出現，一定程度也可反映當前A股市場退市制度缺乏約束力;如果將上市公司董事會健康運作、董事及獨立董事人數符合起碼規定等作為退市標準，這類公司或許早就退出市場了。
上市公司留在市場的意義或價值，是要創造財富并為投資者提供投資回報，而上市公司要創造財富，公司治理良好是前提條件，如果治理水平低下，自然就該退市。當然，考察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或治理水平，除了要看治理班子人數是否滿足要求，還要考察治理班子的治理業績究竟如何，包括年報的報送、股東大會是否召開、公司經營管理隊伍的合規或相對穩定等內容;尤其考慮到A股市場的特殊性，更應將高管辭職納入測評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標，這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高管置上市公司治理架構的穩定于不顧而套現走人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