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相關經濟數據，201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56.88萬億元，同比增長7.7%，完成了年初設定的7.5%的目標。
關于GDP增長，過去一年議論最多，也最為平實理性。中央層面，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強調扭轉傳統的政績考核，將集約、科學、綠色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目標。
從輿論場到普羅大眾，更對各級政府追捧GDP增長的政績觀深惡痛疾，因為人們看到了GDP高速增長帶來的負效應，特別是生態環境惡化導致的霧霾天氣，讓人不堪其擾，更有GDP高速增長帶來的宏觀經濟隱憂。
可以說，以GDP為核心的發展，并未帶來發展質量的優化和民生幸福感的提升，反而滋生了結構性的經濟社會矛盾。
現在的中國人，對于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不再狂喜;對于超美成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也不感冒。常識是，中國GDP即使超越美國，有13多億人作為分母，平均的結果也將把中國拉回到發展中國家的陣營。
2013年GDP同比增長7.7%，完成年初設定的7.5%的目標，符合上下期待，也契合中國宏觀經濟的現實，是內外兩個市場的客觀體現。任何一個經濟體，基礎薄弱時的發展速度自然要高，但不能一直高下去，這是全球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美國如此，日本亦然，中國也是這樣。中國已經經歷了令世界驚奇的長期的兩位數高增長，中國GDP和貨物貿易總量已經達到了全球數一數二的高位，即使沒有全球經濟危機和國內市場發展瓶頸的制約，也面臨著發展速度的調整和發展模式的轉型。
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的改革成就了中國第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十八屆三中全會將中國改革推進到深入階段，并使中國邁入中高速發展階段。前一階段是中國經濟量的積累，這一階段則是質量并舉，是政治、物質、政治、社會、生態五大文明的全面發展。前一個發展階段，側重宏觀國富;這一階段著重于微觀民生。
2013年GDP長7.7%，創1995年以來最低增速。從這兩個時間點縱向相比，中國經濟似乎有些悲觀;如果考慮到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主動調整，和世界主要大國尤其是新興發展中國家縱向相比，7.7%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是一枝獨秀。
以往中國經濟增長靠的是投資、出口和消費“三駕馬車”。大規模投資帶來的經濟增長顯而易見，但后遺癥也在彰顯。政府負債高，環境污染重，資源能源浪費多等現實難題已然顯現。靠大規模投資不可能，勞動力成本提升后的外資也不可持續，中國經濟面臨著消化債務、環境治理和產業轉型升級的時代命題。放低經濟發展速度，轉變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不僅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也是執政思維的升華。讓GDP增幅維持在理性健康的水平，是破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結構性矛盾的必然選擇，也契合了民意期待。須知，GDP增幅是從上至下層層加碼的，緩釋基層政府的GDP增長壓力，才能讓地方政府的政績邏輯，轉向唯實求真的執政之路。
以新型城鎮化激活中國社會的消費活力，以深化改革理順土地關系，以公平正義消弭兩極分化，消化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社會矛盾，釋放更具內涵的內需市場活力，維持中國經濟更均衡持久的質量增長，是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內容。
從這一輪的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外貿引擎乏力看，外部市場的風險極大，而且摻雜著大國博弈的政治因素。在經濟全球化的現實下，作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的中國當然不能“廢掉”外貿引擎。但從防范風險的角度，應該最大限度地激活內需市場。
中國經濟步入中高速增長時代，是拐點也是挑戰。突破這一拐點，中國就能走出困境，成就不同于美歐日的中國現代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