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在邁上9萬億美元臺階之后的急務，不是2014年經濟規模能否跨入10萬億美元，而是基于既有增長模式派生的系統性經濟與金融風險如何管控。在風險管控成本遞增的時代，如果不能按照有效經濟增長的基準對經濟結構實行換血式改革，如果貨幣政策依然被動應付，地方債的風險敞口持續擴大，金融市場主體的免疫力不能有效提升，則中國經濟有可能跌入低質低效高風險的不確定周期。
依靠既有增長潛力的挖掘以及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預計2013年我國經濟規模將躍上9萬億美元的臺階。
盡管從決策層到民間對經濟增長數據的敏感度已大不如前，但在暫未找到更好的替代經濟指標之前，無論是像中國這樣的超級新興經濟體還是工業化國家，還都無法忽視GDP的增速以及本國經濟規模的變動。盡管去年中國經濟增速有可能為14年來的最低，但7.5%左右的增速足以傲視主要經濟體。據世界銀行剛剛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2014年的中國經濟增長預計將達到7.7%。而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今年極有可能跌破6:1。這意味著2014年中國GDP將達到甚至超過10萬億美元。中國由此將成為世界上第二個邁入10萬億美元俱樂部的國家。
不過，中國經濟在邁上9萬億美元臺階之后的急務，不是2014年的經濟規模能否跨入10萬億美元，而是基于既有增長模式派生的系統性經濟與金融風險如何管控。
梳理2013年中國經濟運行中的諸多風險，最大的隱患是政府對可能爆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擔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面對日益嚴重的產能過剩，面對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房地產調控，面對以往是監管灰色地帶的影子銀行與地方債危機，以及被動而生的外匯占款，央行的主動行為空間越來越小。而上證綜合指數再度成為亞洲表現最差股指的事實，亦再度印證了中國要建設強大的證券市場，至少在短期內沒有現實可能性。中國經濟增長與股市表現的顯著背離，某種意義上也反映出中國經濟的新舊兩大部類內部結構大調整的迫切性。如果上市主體質次價高，無論證監會出臺什么管理規定，只能治標不治本。
以往一直認為債務危機離中國很遠，但有研究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全社會的債務總額是GDP的215%，如果這一數據較為準確，那意味著我國的債務杠桿率已高得離譜。記得兩年前，還有人樂觀預期：中國的債務水平遠較日、美低，且經濟增長速度也高于美、日，因此，盡管中國日漸放大的債務雪球會對經濟肌體有所損害，但不至于演變成大規模的經濟危機。但隨著中國真實債務信息的不斷披露，筆者發現，中國本身也已成了世上數一數二的債務大國。中國靠“借改革開放的新債”發展經濟的成本，已足以沖銷經濟增長的收益。
因此，在愈來愈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中，本就內外經濟失衡的中國，假如以樓市為代表的資產泡沫最終破滅，假如經濟戰略轉型遲遲不能落到實處，不能有效約束地方政府的舉債沖動，假如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非合作性博弈格局遲遲不能破除，則顯性與隱性風險不斷放大的地方債務問題最終有可能成為引爆系統性經濟風險的導火索。無法對外輻射經濟成本的中國，有可能在經濟遭受重創之后錯過重振的時間窗口。
中國面臨的外部擠壓一點也不輕松。目前，美國正在加速邊緣化WTO，并按照鍛造國家競爭力的戰略目標構筑多邊貿易體系：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TTIP)和多邊服務業協議(PSA)，力圖打造由美國主導、歐洲和日本共享紅利的新一代全球貿易與服務業規則，一旦上述三大協議成型，極有可能成為美式貿易與投資新規則的重要載體，甚至重新敲定國際經濟與金融規則，就會從戰略上圍堵中國龐大的制造業體系，并以先邊緣化“金磚國家”的路徑逼迫新興經濟體二次“入世”。尤其是TPP的相關設計可謂直接針對中國軟肋。再加上美國一直可以對競爭對手高舉高打的金融力量工具(高盛、標準普爾等)的使用，完全有可能在刺破中國經濟泡沫之后洗劫中國多年來積累的財富。
中國目前的兩部類經濟，即制造/出口型經濟和聚焦高科技/消費者的新經濟在整體棋局中的地位存在顯著的不對稱。長期來看，后者占中國經濟的成分至少應達60%，才會引致經濟成功轉型。如果現有的經濟政策目標導向依然立足維穩，將會放大系統性經濟風險。
因此，面對風險管控成本不斷升高的現狀，我國必須按有效經濟增長的基準對經濟結構展開換血式改革，盡快提高貨幣政策投放的主動性與精準度，控制地方債風險敞口的持續擴大，并設法提升金融市場主體的免疫力，以免中國經濟跌入低質低效高風險的不確定周期。
所謂按有效經濟增長的基準對經濟結構展開換血式改革，就是經濟政策的調整應以提高投資效率抑或資本回報率為導向，著力發展高端制造業和聚焦高科技/消費者的相關產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增長取決于以知識、信息、研究開發或創新所引致的規模收益遞增、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長等核心內生變量。技術進步的內生化，要求我們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促進勞動力要素合理流動、提高勞動生產率。短期來看，應以新的政績考核體系為基準，約束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尤其是借債沖動，嚴控債務風險度上升。對金融系統來說，既要通過推進資產證券化、債務重組等渠道激活存量貨幣信貸，更要通過深層次改革，切實打破國有企業對重要產業的壟斷，降低民營資本參與競爭的準入門檻，營造良性競爭環境，以期提高經濟體系運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