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署近日公布我國各級政府的債務審計結果，截至2012年底全國政府性債務的總負債率為39.43%，低于國際上60%的負債率控制標準參考值。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10.8萬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6萬億元，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4.3萬億元。
若按照審計署的說法，當前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屬于可控范圍，但是如果地方債在爾后10年間以每年15%的增速激增，那么，到2023年6月底，地方政府債務將達到42.48萬億元，若以7%的利息計算，到那時候，一年所需的利息開支便是3萬億元。可見，地方債若著眼于未來，那便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因此，地方債的解決實在迫在眉睫。
解決地方債有不同的藥方，在此筆者不揣簡陋，建議中央政府依據不同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給予不同程度的減免，理由如下：
一、促使地方政府將各自債務陽光化、透明化。地方政府的賬面債務在這幾年快速攀升，根據《上海證券報》的分析，地方政府性債務結構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可以公開數據的顯性債務，主要包括財政部代發地方債、城投債、平臺貸、信托等;二是難以公開數據的隱性債務，包括墊資施工、BT項目、發行理財產品、私募等隱性債務。由于中央政府不斷出臺政策限制地方政府舉債，這便導致地方政府為了籌資發展出越來越多樣化、隱蔽化的融資工具，其結果便是推升了地方政府的舉債成本，從而提高了其債務風險。其實中央政府可以一方面推動加強債務管理和監督;另一方面特赦地方債，但前提是，地方政府必須把自己的所有債務陽光化、透明化。換言之，債務不公開就無法得到減免。
二、抑制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從而降低房價。止不住的房價已經成了國人胸口永遠的痛。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11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里，北上廣深的房價同比上漲20%以上;廈門、南京、西安、武漢等26個城市同比上漲10%以上，70個城市有69個同比上漲。
房價上漲的原因很多，但地方政府因缺錢而賣地也會推動房價上漲。在現有財政體制之下，地方事多而錢少，土地出讓金又劃歸地方政府，加大加快土地資源的出讓便成為地方政府主要的開源之道，與土地相關的收益成為地方財政的重要收入，其比重在有些地方甚至超過一半，于是就出現了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不斷創紀錄的情形。
根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發布的2013年城市土地出讓金額的數據顯示，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四個一線城市的賣地總收入超過5166億元，同比漲幅達63.69%。其中，上海在2013年的賣地收入2262億元，比起2012年的991億元，漲幅達到128%。由于地方政府的資金需求沒有上限，故而土地出讓仍將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財源，房價仍將上漲。
如果中央政府能夠減免地方政府債務，那么，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便能減輕，土地財政的需求就能減少，土地成本降低之后，“國五條”、“穗六條”、“滬七條”等調控措施才能顯現效果。
三、避免地方債務違約。根據審計署公布的結果，雖然目前地方債的風險仍處于可控范圍，但是其風險不能輕視。由于地方債務至今尚未公開透明，因此，地方債真正的風險在于隱藏、轉移和不受監督，以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可能低估了風險，于是，地方政府的債務不斷膨脹，一旦有一天土地收益明顯減少、經濟增長放緩，到了舉新債也還不了舊債的時候，地方的金融系統可能瞬間出現明斯基時刻(MinskyMoment)，而且，這種情形可能不只出現在一兩個地方，到那時候，整個經濟運行難免受到影響。
為了避免地方政府陷入債務的惡性循環，中央政府應該盡早解決地方債務難題，而其方式之一便是全額或部分免除個別地方政府的債務。
四、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資成本，普惠當地百姓。雖然在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10.8萬億元債務中，有86.77%用于市政建設、土地收儲、交通運輸、保障性住房、教科文衛、農林水利、生態建設等與經濟發展和民生工程相關的項目，但是，我國仍處于快速城鎮化和工業化的進程當中，這就意味著地方政府舉債建設仍無法避免，未來十年地方政府債務仍將持續成長，地方政府的融資成本可能不斷上升。目前，地方政府向銀行貸款年利率在7%以內還可接受，但是其他融資工具，諸如融資租賃或信托資金的利率則超過10%，這一部分舉債若太多，則會把地方政府帶入債務泥潭而無法脫身。因此，如果中央政府可以攬下地方政府債務，至少是部分債務，那么，地方政府的債務減輕之后，債務利息和融資成本便都可以降低，地方居民跟著受惠。
五、免除財政困難地區債務，促進區域平衡。由于現行財政體制的關系，地方與地方之間財力非常不平衡，這種安排不利于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根據審計署公布的數據，截至2012年底，有3個省級、99個市級、195個縣級、3465個鄉鎮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于100%，這些財政困難地區，若不免除其債務，很可能排擠當地的教育、醫療、衛生、社保業務支出而有害當地民生，使得區域發展更加不均衡。
六、建立官員任期責任制，抑制地方政府舉債沖動。眾所周知，地方債的一個重要成因是以GDP論地方官員的政績，于是，地方政府官員上任伊始，通過招商引資、加大公共建設，從而以高GDP取勝，但高GDP的結果通常也是高負債。由于各級政府官員任期結束之后，債務并沒有帶走而是留了下來。如果留下的債務過多，這就限制了下一屆政府的財政空間。然而，債務是否應該由下一屆政府來承擔?相反的，制造債務的上一屆官員不但不用為債務負責反而可以升官，這種情形雖然不正義卻比較普遍。為了糾正這種偏差，宜建立任期債務責任制，例如當年財政赤字不能超過前三年GDP平均數的1%~3%(財政能力佳者可達3%,差者則在1%以內);但在建立該制度之前，宜普遍減免地方債。
由于中央政府所掌握的龐大資源和稅收能力，外債很少(至2013年9月末，外債余額為8229.18億美元)，且外匯儲備高達3.66萬億美元，理論上，由中央政府一肩扛起地方債務應該沒有太大問題。著眼于未來，筆者認為應改革目前稅制，重新分配財源事權，提高地方自有財源，才能減少地方負債;至于地方債的全免或部分免，中央政府應設定在某一時點之前的債務才納入;也不是一次性免除，而是在接受中央政府的財政監督下分5~10年免除，最后要制定公共債務法，明確規定各級政府的舉債上限，使從上到下有法可依，公開透明，給各級地方政府一個全新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