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東發改委披露，預計2013年GDP增長8.5%，成為全國首個超6萬億元的省份，也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目前全球超過萬億美元的國家共有15個，廣東GDP直追排第15位的韓國(1.13萬億美元)，排在第16位的印尼之前。
當前廣東的GDP確實可用“富可敵國”來形容，且在投資率遠低于其他省份的背景下，經濟出現高于全國平均速度的增長，反映唯有不懈的改革開放才能激發經濟社會內生活力，即廣東經濟25年來穩居全國各省份頭把交椅，就源自廣東領先的改革開放步伐。同時，對工業化已接近末期的廣東來說，其未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將為其他省份的經濟社會轉型提供可資甄別的案例。
當然，成績已為過往，決定廣東等國內富裕地區經濟可持續的核心，是如何克服和矯正經濟社會中的諸多問題，并提高制度對經濟社會問題的敏感適應能力。以廣東與韓國比較，2012年廣東省常住人口為10594萬人，幾乎是韓國兩倍，廣東人均GDP為8931美元，而韓國為22590美元，差距為一倍多。廣東依然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尤其是低端產品的加工出口，而韓國已是“后工業化社會”，以服務業以及科技創新為主，廣東競爭力與韓國尚有不小的差距。而這些也應是今后廣東進行查漏補缺的重要參照系。
同時，不論是廣東還是全國，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也應得到重視。如果說廣東等東部地區已步入“第一世界”，那么，西部一些省份則仍屬“第三世界”，就廣東省內，一些偏遠山區的人均GDP低于全國水平。
需要慎思，這種不平衡是過度追求增速的副產品。近年來，中國GDP增長是以舉債、資源消耗、環境污染、人均收入低為代價的，因為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固定資產投資及制造業出口拉動。自2008年后，中國為維持增長投入了越來越多債務，支撐著逐漸過剩的基礎設施建設及傳統行業產能，如果考慮到中國真實通脹水平、產能過剩下的大量“僵尸企業”及不斷膨脹的債務規模，全國及各地的GDP增長應包含了相當大“泡沫”成分。
阿西莫格魯在其新著《國家為什么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起源》中表示，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因素是包容型經濟制度，包括保護產權、法治、國家支持的市場經濟、行業自由準入、保護合同以及全體國民機會平等。
顯然，中國要促進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就需構建包容型經濟制度體系，因此各界期許即將起航的制度改革，能迸發出持續的內生性增長動力，而逐漸摒棄目前的增長模式；要不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過高的匯率水平、創新乏力、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等都將阻止中國繼續增長。
因此，在穩增長的同時，需探尋如何更快更好地推進經濟結構轉型，縮小貧富差距，鼓勵創新，建立服務性政府等。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決定是朝正確方向前進的一步，未來省際間競爭應是公共服務競爭和推進制度改革的競爭，以更多地關注“藏富于民”，并給人民更多的自由，鼓勵他們創造，因此期待廣東能在這方面能踏出一條可行可信之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