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對一國的發展有多重要不言而喻，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為抑制本國經濟快速下滑，采取了逆周期的寬松刺激政策。逆周期政策刺激下的經濟復蘇并不穩定，金融與實體的背離導致全球系統性風險隱患不斷上升，中國也不例外。
經濟出現“避實就虛”傾向
今年以來，中國不斷攀升的社會融資總量以及表外融資、債券融資的大幅增長，與持續下行的經濟增速和宏觀經濟產出形成了極大反差，表現出明顯的
“避實就虛”傾向：一方面，實體經濟的投入產出效率下降，周轉率降低;而另一方面由于實體經濟下滑，債務比率上升，銀行隱性不良資產風險開始抬頭。
2012年中國五大商業銀行(工農中建交)營業收入占中國500強企業營業收入比重超過60%，利潤占到35%;而268家制造業企業營業收入占500強企業營業收入比重為41%，利潤僅占20%左右。由此可見，金融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的巨額利潤，很大程度上成為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的資金成本，這對實體部門造成了明顯的擠出效應。
貨幣金融產出效率下降。金融危機以來，中國貨幣—經濟產出效率由2008年的0.63下降至2012年的0.51，貨幣流通速度下降近20%。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反映了一定量的貨幣供給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的水平下降，即貨幣擴張對經濟產出效果和效率的下降。
整體實體融資成本趨勢性上升造成對實體抽血，尤其是房地產融資對制造業融資形成擠出。中國金融信貸資金投放存在“重大輕小”的結構性矛盾，主要體現為信貸投放集中于政府項目、國有企業、大型企業與傳統行業，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與新興行業信貸支持力度不足，信貸資金向房地產領域與地方政府投資項目嚴重傾斜。
在固定資產投資三大構成中，由于大面積產能過剩抑制新增投資，制造業投資對總投資增長的貢獻率下降7.1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投資的貢獻率則提高3.8個百分點。在房地產價格持續上升的帶動下，三季度房地產開發貸款同比增長14.9%，遠遠超過工業中長期貸款4.1%的增幅，房地產和城投融資對其他信貸融資形成擠出效應，推升了實體融資成本。
更值得憂慮的是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補貼，扭曲了要素市場價格，壓低投資成本，體制上的根本性弊端扭曲了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投資行為，大量增量資金投向投資驅動型領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結構性產生過剩和投資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貨幣政策遭遇兩難
今年6月“錢荒”以來，隨著央行推動“金融去杠桿化”，逐步收緊貨幣，銀行體系資金面維持偏緊狀態，全球主要基準利率走低與國內融資利率飆升明顯背離。全球普遍保持低利率或零利率環境，但國內利率卻大幅上升，國內的錢變得更貴了。
近兩個月，銀行間市場再次出現類似6月短期Shibor利率急速飆升的狀況，銀行間市場資金面明顯收緊，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大幅攀升，甚至在11月底超過4.7%，不僅超過了2007-2008年水平，更一度逼近2004年的歷史最高點。同時企業債收益率也順勢上浮，進一步影響到包括政策性銀行等在內的金融市場融資計劃，推升市場平均融資成本。
而相對于美元、日元、歐元等低息貨幣，人民幣利率較高，特別是在美歐日超大規模量化寬松，以及新興經濟體國家央行紛紛降息的背景下，境內外正利差進一步刺激套利資本流入國內導致人民幣加速升值，并導致陷入了“貨幣升值——跨境資本流入——本幣升值”的循環。中國央行最新公布的數據，10月央行口徑外匯占款大增4495億元人民幣，較上月增量擴大近7成，且創下2008年1月以來的單月新高，在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貨幣政策在平衡國際與國內，實體與金融之間遇到政策兩難。
明年仍需控制增量優化存量
未來金融領域風險值得高度重視，鑒于不同信用市場之間錯綜復雜的內在關聯，央行已經越來越難以穩定流動性條件：一方面金融市場化改革，政府對金融創新資產證券化的鼓勵可能導致信貸擴張快于預期，而另一方面，對銀行同業業務和表外資產的監管，也可能導致流動性的結構性趨緊，這種情況在未來幾年內可能都是常態。
因此，從2014年貨幣政策的取向上看，總量政策將難以有大作為的大背景下，以及三中全會金改主基調，預計未來幾年貨幣當局將立足于“控制增量，優化存量”，金融改革的戰略取向和路徑應當圍繞服務經濟轉型升級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而展開，以下三大領域將是重點：
推進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逐步形成使實際利率與匯率提高到能夠真實反映資本和外匯稀缺程度即供求均衡的水平，加快形成中國市場基礎利率體系(但前期將會加劇利率水平上升)。
以發展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直接融資市場體系和多元金融工具加速推進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同時為高新科技企業、創新型企業、戰略新興產業、城鎮化提供金融體系支持。
以構建多元化、多層次金融供給體系為突破口，促進金融轉型與實體經濟轉型相匹配，放松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限制，鼓勵民間資本入股金融機構和參與金融機構兼并重組，培育中小或小微銀行信貸體系，推進民間融資陽光化、規范化，防止金融資源對實體經濟資源的過度擠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