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將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作為一個獨立的問題提出來，可見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和緊迫。會議提出“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對財權與事權的關系作了明確。問題在于，這樣的界定能否讓財權與事權的關系真正協調起來呢?
財權與事權之間，到底哪個在前、哪個在后、哪個更加重要呢?財權事權并不是雞和蛋的關系，按理不難理解，也不難理順。只要將事權確定下來，并按照輕重緩急排一排隊、分一分主次，財權如何界定與分配也就十分簡單了。就像家庭一樣，買房、子女結婚、衣食、看病等，財權如何分配，都會安排得井井有條、井然有序的。可是，這種簡單的事到了財政分配層面，卻一直沒有找到很好的辦法，甚至分配秩序越來越差，財權與事權的關系也越來越混亂。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規范”二字，財權界定不規范，事權界定也不規范，最終導致財權與事權的關系變成了雞和蛋的關系，到底誰更重要說不清了。于是，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部門、從部門到個人，都出現了爭財權、推事權的現象。
過去幾十年來預算管理體制一直堅守收支平衡原則，特別對地方財政，更是從法律上禁止其搞赤字。相當一段時間內規定必須“以收定支”。簡而言之，就是財權決定事權、財權高于事權，做什么事、做多大事必須由財力多少說了算。在事權擴大后，如果財權與事權的關系能夠做到規范匹配，或許問題會少得多，但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在規范行為上都做得不好。中央政府利用行政權力，在高度集中財權的同時又大量下放事權，而在地方政府來看，中央政府的強勢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用更加不規范的行為，盲目確定事權，盲目擴大事權，并利用“土地財政”和擴大政府債務的方式，使財權界定和分配也出現了嚴重的不規范現象。不僅“土地財政”被過度利用，政府債務也無序擴大，形成財權與事權的雙重惡性膨脹、雙重無序運行。
正因為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關系都極度混亂，使得預算行為變成了權力工具，《預算法》成了一個擺設。這樣的結果，自然就沒有規范可言，也沒有秩序可講了。于是乎，財權與事權關系如何界定，哪個更重要、更關鍵，成了財政改革最重要、最緊迫的一項工作。顯然，要推進財政改革，理順財權與事權關系首先要解決政府行為的規范問題。中央可以適當多一些財力的支配權，但不能損害地方的利益。地方可以多爭取一些財力，但也必須依據實際需要，而不是盲目擴大財力支配權。
在此基礎上，各自都按照輕重緩急排出自己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處理的各種社會事務。其中，滿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服務是最重要、最緊迫的內容。必須在滿足這一條件下，才能考慮其它事權。在這方面，三中全會決定表述得是非常明確的。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系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等作為中央事權;部分社會保障、跨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等作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逐步理順事權關系;區域性公共服務作為地方事權。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權劃分相應承擔和分擔支出責任。
如果事權界定好了，財權分配也就相對簡單和容易了。因為，財力的分配完全可以按照事權的輕重緩急予以安排，并制定出科學合理的分配計劃。接下來要做的，就是規范預算行為，包括預算編制、預算審查、預算批準、預算執行、預算監督等。一旦預算確定，誰也無法隨意變更預算。
至于稅收制度怎么改，稅制怎么定，也可以按照財權與事權分配的情況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作出合理的調整與完善。其中，能否給地方稅收方面的立法權和開征權，也是值得研究和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