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回歸實體經濟的真實含義在于，擴大實體經濟部門中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的各自的金融選擇權，即把本屬于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的金融權力歸還給實體經濟部門，推進內生性金融的發展。
●實體經濟部門的金融權力包括股權投資、商業信用、資金借貸、發行債券和股票等證券、展開融資租賃和運用信托機制等方面的權利。
●如果不加區分地貿然將這些金融權力放開，容易引致經濟運行秩序的紊亂和金融運作的混亂，甚至給金融安全帶來嚴重后果。一個較穩妥的選擇是，以公司債券為牽引，逐步有序地擴大實體經濟部門的金融權力，構建內生型金融體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指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對金融體系而言，就是要發揮市場機制在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形成金融產品價格中決定性作用。這既指明了中國金融改革深化的方向和重心，也指明了中國金融發展的基本取向和路徑。
賣方壟斷的金融體系無法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
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體系中，價格歷來既非賣方決定也非買方決定，它在買賣雙方競爭中形成。這在客觀上要求，不論是買方還是賣方均擁有與對方展開市場競爭的充分能力，否則，在賣方壟斷的條件下，不可能形成符合市場機理的均衡價格。在30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實體經濟部門(包括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缺乏金融權力，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之間的資金直接供求關系被行政機制和財政機制所切斷。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金融得到了長足發展，形成了門類比較齊全、金融機構與金融監管部門相結合的金融體系，為支持國民經濟穩步快速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資金，使得中國經濟在發展中擺脫了貧困陷阱。但與此同時，也建立了一種從外部植入實體經濟部門的金融體系。在這種外植型金融體系中，國民經濟活動中資金供給者(城鄉居民)和資金需求者(實體企業)缺乏最基本的金融權力，他們之間的資金直接供求關系幾乎完全被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所阻斷，似乎金融權力僅歸這些金融機構所有。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在存款市場上，商業銀行屬于存款單的賣出方，但廣大的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無力與商業銀行競爭，只能被動地接受存款利率。即便在存款利率大幅降低甚至負利率的條件下，各類存款依然大量增加。在貸款市場上，商業銀行賣出貸款單，但廣大實體企業無力與商業銀行競爭，即便貸款利率高昂，它們也得接受，由此，貸款余額不斷快速增加。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成為嵌在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之間且阻斷他們直接資金供求關系的金融媒介機構，既以最低的利率獲得存款人的資金，又以最高的利率獲得實體企業繳付的利息。2013年10月貸款余額已超過70萬億元，假定存貸款利差為3個百分點(目前，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為3%、貸款基準利率為6%)，則僅僅如此，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就可穩得2.1萬億元的利息收入。毫無疑問，在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之間也存在著競爭，但這只是賣方壟斷條件下的賣方之間的競爭，它既不可能提高買方的競爭力，也不可能形成合理的存貸款利率。不難看出，在這種賣方壟斷的金融體系中，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金融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是極為困難的。
外植性金融使資金錯配越加嚴重
外植性金融體系有著一系列的缺陷，主要表現在：第一，將原本多維一體的有機經濟活動分切為若干相互缺乏關聯的部門活動，使得各種資源的整體關系碎片化。這種碎片化不僅降低了實體經濟部門的運作效率和市場競爭力，而且給金融體系帶來了本不應有的風險。第二，以存貸款為重心，引致了金融資源配置的種種矛盾和效率降低，給實體經濟部門發展造成了諸多的金融障礙。典型表現是，實體企業普遍遇到融資數量少、融資價格貴和融資渠道窄等“融資難”問題。第三，在實體經濟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資金錯配現象越加嚴重。主要表現有五：一是主體錯配，即本屬城鄉居民與實體企業之間配置的金融資源轉變為城鄉居民與商業銀行之間、商業銀行與實體企業之間金融資源配置。二是性質錯配，即資本性資金和債務性資金錯配。三是期限錯配，即長短期資金的錯配；四是產品錯配，即債券等直接金融工具與存貸款等間接金融工具的錯配；五是市場結構錯配，即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的交易功能錯配。第四，貨幣市場成為金融機構間彼此交易的市場，與實體經濟部門基本無關。金融自我服務的范圍和交易額不斷擴展，與此對應，金融泡沫也在快速增大。第五，各項金融改革舉步維艱，或停留于做表面文章，或停留于口頭。例如，2012年6月以后，中國人民銀行連續多次推出了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改革措施，擴大了存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但這些舉措并沒有從實質上提高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在存貸款市場上與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競爭能力，因此，不可能真實推進存貸款利率按照市場機制的要求在買賣雙方競爭中形成。又如，2005年以后，中國證監會在推進多層次股票市場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但基本局限于在原有的A股市場范疇內通過IPO的數量劃分界定主板市場、中小企業板市場和創業板市場，并沒有真實地從交易規則的差異性出發建立不同層次的股票市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金融改革限于此類狀況，則市場機制的決定作用依然無從發揮。
必須建立內生性金融體系使金融回歸實體經濟
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必須通過改革外植性金融體系，建立內生型金融體系，使金融回歸實體經濟。金融回歸實體經濟的含義，一方面并非推倒重來，即并非意味著中國金融體系的建設重蹈19世紀以來西方國家200多年走過路。不論從歷史角度看還是從現實角度看，重走這一過程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也不意味著鼓勵實體企業創辦各類金融機構。實際上，能夠創辦金融機構的實體企業為數是極為有限的。在外植性金融體系繼續存在的條件下，實體企業多辦幾家金融機構，不過是使持有這些金融機構股權的實體企業介入了金融賣方市場之中并由此獲得賣方壟斷地位的相應利益，對提高絕大多數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的買方競爭力依然無助。“回歸”的真實含義在于，擴大實體經濟部門中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的各自的金融選擇權，即把本屬于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的金融權力歸還給實體經濟部門，推進內生性金融的發展。
實體經濟部門的金融權力包括股權投資、商業信用、資金借貸、發行債券和股票等證券、展開融資租賃和運用信托機制等方面的權利。如果不加區分地貿然將這些金融權力放開，雖然有利于提高實體經濟部門與金融機構之間的金融競爭能力，但極容易引致經濟運行秩序的紊亂和金融運作的混亂，甚至給金融安全帶來嚴重后果。一個較穩妥的選擇是，以公司債券為牽引，逐步有序地擴大實體經濟部門的金融權力，構建內生型金融體系。
從各種金融產品對比看，在推進金融體系轉變過程中，公司債券有著一系列獨特的功能，其中包括：存貸款的替代品、改善資金錯配、推進實體企業債務率降低、推進商業銀行業務轉型和緩解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為實施存款保險制度創造條件、資本賬戶中的金融交易項下開放創造交易對象等，因此，金融回歸實體經濟應以改革公司債券發行的審批制、公司債券直接面向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發行為突破口。
公司債券發行需做好七項工作
公司債券直接面向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發行，需要做好七個方面工作：第一，切實將《公司法》和《證券法》的相關規定落到實處，有效維護實體企業在發行債券中法定權利。從1994年以后，發展公司債券市場就是中國證券市場建設的一項重要制度性工作。1994年7月1日起實施的《公司法》第6章專門對發行公司債券做了規范，其中規定，股份有限公司3000萬元凈資產、有限責任公司6000萬億元凈資產就可發行公司債券，公司債券余額可達凈資產的40%。2005年，在修改《公司法》和《證券法》中，這些規定移入了《證券法》中。但近20年過去了，按照這一數額規定的公司債券鮮有發行。為此，需要依法行事，將這些法律規定進一步落實。第二，建立全國統一的公司債券發行和交易制度，改變“五龍治水”的債券審批格局。第三，取消公司債券發行環節的審批制，實行發行登記制，同時，強化公司債券交易環節的監管。第四，積極推進按照公司債券性質和發行人條件決定公司債券利率的市場機制形成，在此基礎上，逐步推進以公司債券利率為基礎的收益率曲線形成，完善證券市場中各種證券的市場定價機制。第五，積極發揮資信評級在證券市場中的作用，為多層次多品種的公司債券發行和交易創造條件。第六，建立公司債券直接向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個人銷售的多層次市場機制，通過各類銷售渠道(包括柜臺、網絡等)擴大公司債券發行中的購買者范圍，改變僅由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購買和持有公司債券的單一格局，使公司債券回歸直接金融工具。第七，推進債權收購機制的發育，改變單純的股權收購格局，化解因未能履行到期償付本息所引致的風險。與此同時，切實落實公司破產制度，以規范公司債券市場的發展，維護投資者權益。
在公司債券回歸直接金融的條件下，再逐步展開如下幾項金融改革：一是擇機出臺“貸款人條例”，以促進實體企業間的資金借貸市場發展；二是推進《票據法》修改，增加實體企業的融資性商業票據，提高貨幣市場對調節實體企業短期資金供求的能力；三是逐步推進金融租賃機制的發展，準許實體企業根據經營運作的發展要求，設立融資租賃公司或介入融資租賃市場。
在這些條件下，實體經濟部門的金融權力將切實擴大，他們能夠成為與金融機構在金融市場中競爭的主體，由此，金融產品價格將由市場機制決定，中國的金融體系將切實回歸實體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