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市場期待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日前在京舉行，這次會議的重大指導性意義在于，強調“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推進城鎮化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出發，遵循規律，因勢利導，使城鎮化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
與市場近似狂熱的城鎮化預期相比，本次會議明確提出城鎮化建設將遵循“科學有序、積極穩妥”原則，從根本上破除了市場對城鎮化建設不切實際的幻想——大拆大建的規模化城鎮建設運動。筆者判斷，市場對城鎮化預期將面臨重大調整。
改革開放成就了中國經濟30年快速增長的“奇跡”，很多觀點因此認為，城鎮化將成為中國經濟下一輪增長動力，所以要大力推進城鎮化進程以拉動經濟發展。
確實，城鎮化過程中，由于城市邊界擴張和基礎設施投資，加之伴隨城鎮化過程中的消費和服務需求提升提供了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這無疑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持續動力之一。但本質上而言，經濟發展是因，城鎮化是果。考慮到經濟發展與城鎮化相互作用因素之外，城鎮化演進的源頭拉動力量首先應該還在于經濟發展。
一方面，城鎮化進程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環境資源方面的制約。人口的城鎮化需要產業支撐就業，這需要經濟發展和結構轉型升級的持續支持，“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本質就是要提高城鎮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這里的前提是有就業和生活保障。因此，總體而言，城鎮化水平不可能脫離經濟發展水平單邊冒進，這決不是靠“政治決心”和“大干快上”的傳統政績觀所能左右的。因此，中央提出“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推進城鎮化必須從基本國情出發、遵循規律、因勢利導，“使城鎮化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的要義便在于此。
另一方面，城鎮化進程越來越受制于地方政府債務的硬約束。在堅定不移的市場化改革大方向下，新一屆政府“簡政放權”、“微觀放活”舉措將會不斷加強，政府占有的資源將面臨遞減趨勢，除了城鎮化內涵式發展所需的醫療、養老等成本支出外，城鎮邊界擴張和基礎設施建設更面臨龐大的資金需求。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地方性債務余額10.7萬億，是當年地方財政收入的2.64倍，占當年GDP的26.7%，再加上未來幾年地方政府進入償債高峰期，而土地財政治理以及經濟放緩導致財政收入減少嚴重削弱了地方政府粗放式發展的資金基礎，地方債務壓力可想而知，局部更是暗藏償付危機風險。正因如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作為2014年的六大主要任務之一，強調明確責任落實，強化教育和考核，從思想上糾正不正確的政績導向。不論從資金制約，還是從制度建設，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鎮化建設方面的政績表現沖動都已大為削弱。
本質上看，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其實是在強調城鎮化的漸進性與內生性。筆者早前曾專門撰文指出“城鎮化進程需要內生于經濟發展”，立論就是要將城鎮化與經濟發展階段及其過程緊密結合，讓“人的城鎮化”成為經濟發展的內在約束性指標，從而真正克服地方政府脫離實際的城鎮化沖動，真正發揮城鎮化對經濟社會的良性促進作用。
說白了，將城鎮化進程內生于經濟發展，就是要將為某地區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勞動者的福利(教育、住房保障、醫療、養老等)納入到該地區的經濟發展之中，平等分享該地區經濟發展成果，讓該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與獲得該成果的成本付出相對等(收益-成本對等)，從而消除地區間不平等的“負外部性”轉移。內生城鎮化進程，一方面將極大促進地區間的均衡發展，讓廣大人民(尤其農民工)真正分享發展成果，同時有效約束城鎮化邊界，避免目盲攤大餅和資源浪費;另一方面，更是要求城鎮化量體裁衣、防止地方政府債務過度膨脹的內在約束機制。
本次會議明確提出了推進城鎮化的指導思想、主要目標和基本原則，將有效遏制大躍進式的、大拆大建的造城運動，穩步、漸進、有序的城鎮化基調將促使市場預期做出重要調整。
市場對城鎮化預期的調整，必將帶來相關投資機會的再評估。那些因城鎮化建設“變緩”短期無法產生巨大市場導致盈利高估的投資機會估值水平將會修正。但與城鎮化緊密關聯的一個趨勢是，那些與民生相關的現代農業、糧食安全、基本公共服務及環境治理等領域，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也是城鎮化發展的必要部分，將會持續贏得市場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