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證券法修改以來，經過8年的資本市場實踐與多次專題研究辯論，這次終于就資本市場的法治屬性、法理邏輯和制度路徑達成共識：資本市場說到底是一個法治市場，證券法本質上是一部投資者保護法，而不是市場管制法。這是一個可喜的市場監管和法律理念進步。資本市場最重要的兩部法律修訂和后續配套措施制定將會圍繞上述法理邏輯和制度路徑展開，中國資本市場的法制化有望真正落到實處，中國資本市場也將獲得堅實的發展基礎與后勁。
中國資本市場兩部最重要的法律進入了修訂程序，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已于近日正式啟動《證券法》修改和《期貨法》立法工作。而以公眾投資者利益保護作為基本價值取向，是修訂這兩部法律的出發點，這是我國資本市場監管和法律理念的歷史性進步。
《證券法》修改的法理與邏輯是什么，制度路徑在哪里?繼上月末在第四屆上證法治論壇專門談論證券法制之后,
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近日在最新一期新世紀周刊上再次發表署名文章——《法制強則市場興》，進一步論述資本市場是法治市場,
要以公眾投資者利益保護作為基本價值取向，通過系統立法形式，解決證券市場改革和監管執法面臨的制度問題，并明確提出要對操縱市場、內幕交易、“老鼠倉”等重大違法行為制定實體性認定辦法。
自2005年證券法修改以來，經過8年的資本市場實踐與多次專題研究辯論，以肖鋼主席為代表的市場直接監管層，終于就資本市場的法治屬性、法理邏輯和制度進路達成共識：資本市場說到底是一個法治市場，《證券法》本質上是一部投資者保護法;修改后的《證券法》應以公眾投資者利益保護作為基本價值取向。換言之，《證券法》是市場運行法，而不是市場管制法。這是一個可喜的市場監管和法律理念進步。可以預見，資本市場最重要的兩部法律修改和后續配套措施制定將會圍繞上述法理邏輯和制度路徑展開。
但基于市場和制度的慣性，尤其是既得利益團體的潛在阻撓，中國資本市場的法制化進程，如果沒有一以貫之的“以投資者保護為中心”的法律改革制度邏輯和強力執法部門保證，很可能暗礁重重，甚至出現反復或停滯，即使在明年新的《證券法》和《期貨法》通過之后，這種曲折復雜的總體環境也不會有大的改變。譬如，如果不加以“設定最高監管門檻”、“落實申報基礎表格”等有效制度紅線限制，不排除中國證監會之外的有關方面會將注冊制下的適度監管作用無限放大，甚至通過制度細化指引措施架空基本制度，讓注冊制失卻其本來的制度精髓，成為變相核準制下的“皇帝的新衣”;或者以各種理由拖延實施注冊制，以便繼續享受核準制下的利益輸送好處等。
較之于以前，當下我國《證券法》修訂、資本市場法制化的一個顯著困難，是隨著這些年資本市場的大發展，成長起來諸多有著各自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團，譬如IPO利益鏈條上的PE、專業服務機構等，這些既得利益集團會通過各自行業協會渠道或各種可以運用的手段來影響法律修訂，或在制定新法時通過制度博弈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作為資本市場基礎的公眾投資者，在類似的利益博弈中則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假如監管部門在立法時不能恪守以公眾投資者利益保護作為資本市場立法的天然邏輯，自覺填補公眾投資者在公共博弈中的遺憾，那么資本市場的法制化就會在有意無意中變味，遂使既得利益集團對公眾投資者的掠奪變得合法，由此陷入法律在保護公眾投資者和保護其他市場參與方間掐架等法律邏輯矛盾的泥淖中。
美國標普公司在一份早年的市場調查中就曾提到，如果(制度)不做根本性的變革，任何管理技能的提升與科技實力的發展，都不足以讓其在國際舞臺立足。實際上，資本市場法制化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堅持“保護投資者利益”的內生性制度的邏輯統一，避免市場參與各方為了自身的利益各自通過代言人謀求立法突破，或立法者為了兼顧各方利益折衷立法以及執法者為了階段性目標選擇性執法，進而造成捍衛各自利益的法律制度或條文間彼此掣肘，形成制度邏輯混亂。這種可能性，早已被滬深A股市場屢禁不止的故意信息披露違法謀利事件和國外個別新興資本市場的股災所反復證明。
據有關方面統計，在滬深A股市場每10件違規信息披露案件中，就有4件或更多是為了換取更大的利益而不惜故意信息披露違規，或疏于履行信息披露義務的案例。其內在的邏輯根據，就是規制相關行為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相互打架，存在人為尋租的操作空間;相關制度在制定時，受認識水平所限或為了兼顧各方利益而背離了“保護公眾投資者的價值取向”，被有意無意設置成可以被利用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尋租制度漏洞。從這個意義上說，滬深A股市場每年大大小小屢禁不止的信息披露違法案件，當然有人為等主客觀因素，而既有制度存在公眾投資者權利保護漏洞才是最大的誘因。
因此，堅持以公眾投資者利益保護作為基本價值取向，保持制度邏輯的統一，不僅應體現在《證券法》和《期貨法》兩部基礎法律的修訂上，還應體現在兩部法律的配套立法上，譬如對操縱市場、內幕交易、“老鼠倉”等重大違法行為的實體認定均應基于此進行系統立法，并據此制定司法規則，比如內幕信息人動態化、集團訴訟和公益訴訟制度、最終保護人制度等。在這個問題上，筆者希望有關部門能夠真正形成決斷，不為利益集團的游說所動，在公眾投資者和其他市場參與方利益機制選擇時，果斷選擇支持公眾投資者，廢止一切不利于公眾投資者維權的體制性障礙，譬如行政處罰或刑罰前置，按照便民、快捷和有限度維權舉證原則立法或指定配套規則;在公眾投資者和其他市場參與者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團配置責任時，應果斷對既得利益集團實行過錯推定責任，如果既得利益集團不能證明其沒有過錯，則推定其存在過錯，應賠償因此受損的公眾投資者。
唯有如此，始終保持制度邏輯統一，將投資者保護作為一切資本市場立法的基本原則，而不管是資本市場組織法還是資本市場運行法，中國資本市場法制化才能真正系統、實用和有效，法制化才能真正落到實處，中國資本市場也才會獲得堅實的發展基礎和發展后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