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研究分析因此需要有個更清晰的框架和時間定位。這個定位就是中國經濟當前最大的現實：滯脹。2008年之后外需趨勢性下降，通過擴大投資來拉動經濟，信貸于是迅速擴張，產生了流動性寬松和經濟放緩、人民幣強勢和經濟下行、CPI和PPI走勢的三大背離。美國對抗滯脹的最終勝利，是實行極度緊縮的貨幣政策，以經濟的深度衰退為代價的。我國要跨越這個階段，最核心的還是金融改革，還有金融創新。
2013年中國經濟面對的諸多市場宏觀問題，如人民幣匯率、6月錢荒、利率市場化、三中全會的政治經濟學等，都不是獨立的，彼此之間存在很強的關聯，并統一在一個相同的時代背景之下。
宏觀經濟研究需要有個研究框架或角度。在歷史上，主流的宏觀學派都離不開他們所處的時代。比方說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是凱恩斯主義加上新古典綜合派，七十、八十年代是貨幣主義、新古典學派，九十年代與本世紀零年代是新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研究分析因此需要有個更清晰的框架和時間定位。而這個定位，筆者認為就是中國經濟當前最大的現實：滯脹。
要分析滯脹，可以跟美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情形做個對比。那時美國經濟出現了三個大的滯脹周期，第一階段是1968年至1970年，尼克松政府為了消除通脹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實施了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美聯儲也緊縮了貨幣供給。美國經濟增長率在1970年下降，失業率升至4.9%，通脹率升至5.9%。第二階段是1973年至1975年，美國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前就出現了不斷增強的通脹壓力以及經濟衰退的風險，石油危機和糧食危機沖擊使之愈發嚴重。1974年，美國實際經濟增長率為負0.5%，而通脹率為9.1%。1975年，美國經濟連續負增長，通脹率高達9.8%。第三階段是1978年至1980年，是滯脹的高峰期。1979年再次暴發的石油危機和全球糧食歉收沖擊了美國經濟，再加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對國際收支的沖擊，1979年美國的通脹率為8.9%，1980年實際經濟增長率再次為負，同年通脹率為9.0%。1979年保羅·沃爾克被卡特任命為美聯儲主席。在沃爾克主持下，開啟了美國歷史上最嚴峻的信用緊縮期。
對美國滯脹的成因，學術界有很多解釋。比如看產能利用率，在六十年代初肯尼迪政府的時候，美國的產能利用率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當時在美國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放緩的情況下，通過擴大財政政策推動了經濟增長，代價是七十年代嚴重的產能過剩。還有一種解釋是可能因為美國的勞動報酬增長得太快，相比1950年、1960年，1970年的勞動報酬上升了約10個百分點，利益集團和工會組織的壟斷使實際工資不可能降到市場出清水平，從而出現了失業率上升與通脹惡化并存的現象。此外，美聯儲對通脹立場搖擺，也促成了通脹預期的形成。1970年，美聯儲主要是調整M1影響M2，1975年金融創新之前，M1、M2的相關性還是很大的。在M1上升時，通脹高峰大約滯后M1增速1至2年時間，所以弗里德曼說通脹是一種貨幣現象。當時貨幣政策基本是從屬于財政政策的。
從我國的情況來看，據筆者對2000年以來經濟周期的劃分，2008年之前，經濟大部分處于復蘇和過熱的周期，2008年之后，特別2009年到目前主要是滯脹和衰退，這可能會形成完整的一個滯脹周期，將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政策產生深遠影響。從大類資產看，自2000年開始，我國經濟經歷了四個經濟周期，持續時長分別為15個月、45個月、51個月以及51個月。將經濟周期進一步細化為復蘇、過熱、滯脹、衰退四個階段。看資產收益，投資時鐘理論在資產配置上的表現差強人意。
美國滯脹是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結果。我國其實采取的也是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來維持總需求平衡的，所謂投資、出口和消費三駕馬車。2008年之后外需趨勢性下降，通過擴大投資來拉動經濟，信貸于是迅速擴張。筆者為此提出“三個背離均衡”的假設來解釋這一現象：流動性寬松和經濟放緩的背離、人民幣強勢和經濟下行的背離、CPI和PPI走勢的背離。三個背離均衡，其實就是滯脹均衡，經濟增長和通脹之間的背離。如果打破這個背離，經濟短期就會衰退，如果不打破這個背離，就是中長期的緩慢滯脹。
另外，還可以從金融創新的角度觀察到滯脹現象。在理論上，經濟下行，通脹上行是金融脫媒的主要原因，也是利率市場化的機會窗口。因為公眾都在追逐能創造更高的利息，具有更好流動性的金融工具。美國當年有很多利率市場化措施，比如逐步放松對利率的管制，允許非銀行金融機構設立支票賬戶并允許對交易余額支付利率，允許開發可轉讓的活期存款賬戶及將儲蓄余額自動轉存的服務，建立貨幣市場基金等等。整個七十年代，道瓊斯工業指數幾乎原地踏步。美國股票型基金在七十年代處于停滯狀態，而貨幣市場基金發展迅速，這是滯脹的顯著特征。
我國也從2010年起出現了類似的現象，比如信托、銀行理財、同業、非標的迅速擴張。近期熱議的互聯網金融，其實就是提供了一個通道，背后是貨幣基金，將資金投入銀行間市場，投資短期票據或短期國債。
美國對抗滯脹的最終勝利，是在宏觀經濟政策領域堅持貨幣緊縮，積極推行減稅政策，加大政府支出，在放松政府管制方面加大力度，推進經濟增長的結果。而最終解決滯脹，實行極度緊縮的貨幣政策，是以經濟的深度衰退為代價的。
這一段國際比較，給了我們三個啟示。首先，美聯儲是在對抗通脹的過程中樹立起權威的。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美聯儲，貨幣政策還是依附于財政政策，1980年沃爾克采取強硬的貨幣政策并最終戰勝通脹之后，才樹立起了貨幣政策的權威地位。在這方面，筆者認為增強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還有很大空間。從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方向看，利率市場化之后，貨幣政策的傳導會更有效，也將增強貨幣當局的權威。
其次，為應對未來主動的貨幣緊縮或美國退出QE的風險，可參照美國1980年的應對儲貸危機的辦法。
最后，契合時代的改革最容易達成共識，這就是為什么我國目前最核心的還是金融改革，這也是倒逼出來的，因為金融改革最契合時代背景，不改就很難跨越這個階段。美國的過度金融創新導致次貸危機，很多人因此談虎色變，許多學者呼吁嚴格控制金融行業，放慢金融創新。但事實上，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的金融創新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多，都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