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是保障中低收入者基本住房需求的政策性保障住房，實際上卻淪為一部分人的套利工具。就在京城的人們對自住型商品房翹首期待之時，首個類自住型商品房項目——中國鐵建長陽國際城卻被曝出違規出租。
這一消息讓人們對剛剛啟動的自住型商品房的保障功能產生了疑問，也對購買人群的資質及目的提出了質疑。在恒大地產“御景灣”超10萬的登記人群中，究竟有多少人是需要自住，又有多少人是為了“尋租空間”而努力?
保障房的違規出租并不是新鮮事，從經濟適用房、兩限房到公租房等，人們總能找到一條規避政策的道路獲取經濟利益，這些方式方法可以統稱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客觀而言，經濟適用房也好，兩限房也罷，雖然其售價相對商品房有著不小的優惠空間，但即便如此，對于滿足其購買條件的人群而言，并不是一筆小數目，在保障房售價隨著商品房水漲船高之時，真正符合條件的人未必有購買能力。媒體曾報道過部分通過審核的家庭連續幾年家庭收入為零，那么，這些年這些人如何生活的?
分配環節不公平的“操作”早已被各大媒體曝光，為了杜絕分配亂象，各地整治過一批相關當事人。在保障房不能上市交易的年限內進行違規出租，在可以上市交易后溢價出售，出售時所需補繳的土地出讓金被轉嫁到買房者身上，本需要保障的家庭卻在這其中獲取租金以及買賣價差帶來的經濟利益。
個人所獲取的“尋租空間”需要各級地方政府及開發商為其買單。為了房源出售價格低廉，地方政府不能高價賣地，而開發商出于各種考慮，在可承受范圍內盡量以高價買入土地、低價出售，利潤空間被壓縮。
從另一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保障房的違規出租或許問題并不都出在個人身上，房子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利、配套不完善都可能是保障房家庭選擇違規出租的原因。
從已公布的自住型商品房項目來看，絕大多數項目位于五環外，這些地區的交通、教育、醫療并非都盡如人意，而此前以保障房項目為主的天通苑與回龍觀，也是在經歷了近十年的發展后，交通、購物配套才逐漸完善，但是相對城區較遠的距離增加了出行時間成本。
于是，相對較遠的上班距離以及不便利的交通環境成為促使人們進行租房置換的動力，也就是將自己所擁有的保障房進行出租，而在上班就近租房，這既滿足了人們擁有自己住房的想法，還實現了就近上班，同時由于自己有房出租，對再租房子的承租能力也會有所上升。
當然，無論是哪一方面原因造成的保障房成為尋租工具，都有違政策初衷。
為了壓縮保障房的尋租空間，上海市政府推出了政府與個人共有產權的住房，在個人出售時，政府擁有優先購買權，這樣，一方面壓縮了個人通過買賣價差獲得經濟利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可以緩解政府每年為支持保障房建設而進行大量資金投入的壓力。共有產權住房應該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