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嘉誠先生接受媒體采訪，回答了公眾的一些疑問。對于媒體報道李嘉誠先生從香港和內地大規模撤走資金的說法，他的回答是有買有賣，這是商家正常做法，不值得大驚小怪。
這個樸實的道理，相信有生活常識的人都會知曉。但問題的癥結就在于，這個在國際市場摸爬滾打多年，很善于低買高賣的企業家，為什么看到香港和內地資產的價格會下降呢?這才是問題的癥結。然而，訪問的記者似乎并不關心這個問題，所以，訪談中根本沒有觸及。
筆者曾經提出，企業家是一切法律關系的總和。企業家是要素的整合者，企業家指數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經營環境好壞。假如少數企業家從一個市場上撤出，那么，不足以說明這個市場的好壞，可是，如果舉足輕重的企業家從一個市場上撤出，那么，足以說明這個市場出現了問題。
市場的復雜性就在于，既有企業之間的競爭，同時也有政府的宏觀調控，某些市場政府的有形之手無處不在。因此，在分析企業競爭環境的時候，不能只看市場的資本要素或者競爭的規則，同時還要觀察這個市場的調控者，了解政府的大政方針。恰恰在這方面，香港的李嘉誠先生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企業家。
現在許多企業家都在尋找新的投資項目，中國內地政府也在簡政放權，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正在逐漸地回暖。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影響市場自由競爭的因素仍然無處不在。
首先，各級地方政府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逐漸減少，各地相互競爭吸引外資的良性投資環境失去。各地市場環境的同質化現象越來越嚴重。
其次，各級地方政府都在大興土木，加快基礎設施的建設，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城市的面貌日新月異，所有這些都預示著在中國投資企業的稅負將會越來越重，因為支撐這些龐大投資項目需要大量的財政投入，而維持基礎設施項目的運轉，又需要不斷地投入大筆資金，如果選擇在內的擴大投資規模，那么，就意味著將要付出更加慘重的代價。
第三，中國的稅收制度改革如火如荼，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不斷完善，企業的稅收負擔只會加重而不會減輕。此次李嘉誠先生之所以大規模拋售上海等地購買的樓盤，原因就在于，中國的房地產稅收制度異常混亂。房地產投資企業之所以能夠獲得巨額利潤，是因為地方政府減免征收土地增值稅，如果地方政府嚴格依法辦事，那么，房地產企業的利潤率將會降低80%左右，這對于絕大多數房地產企業是不可接受的。香港李嘉誠先生洞若觀火，他已經意識到香港和內地房地產業即將發生的變化，因此提前拋售自己在內地多個城市購買的房地產。
第四，中國的政治體制將會發生變化。隨著中央政府強化自己的宏觀調控權，企業家與地方政府官員建立的良好關系將會逐漸失去作用。作為一個習慣于用資本說話的企業家，李嘉誠先生未雨綢繆，選擇從中國內地和香港撤出部分資本，或者，選擇從一些高風險的行業撤出自己的資金，是一個企業家最為明智的決策。
筆者建議學術界把中國重要的企業編織成企業家指數表，來分析中國企業的變化。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許多政府官員下海經商，誕生了中國首批企業經營者。然而，上個世紀90年代的宏觀調控，幾乎把具有獨立決策能力的企業家趕出國門。當前在中國市場上呼風喚雨的企業經營者幾乎都是官商勾結的好手，他們充分利用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獲得了巨大的財富。當前在中國內地能被稱之為企業家的企業經營者不足百人，他們在各個行業獨領風騷，成為中國市場的良心。觀察這些企業家的生存處境，人們就會發現與香港的李嘉誠先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非常愿意與政府保持良好的關系，但是，他們內心的苦痛或許只能向自己訴說。這是一種高處不勝寒的感覺，這是一種“荷戟獨彷徨”的孤獨感。
香港李嘉誠先生告訴我們的道理是，任何時候都不要與政府作對。當一個市場出現問題的時候，選擇更好的投資環境，是企業家的本能，也是企業家的本分。企業家的功能就是把各種要素組合在一起，創造更多的財富。如果政府有所作為，那么，企業最好無所作為。敬而遠之，對于企業來說是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