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行體制向注冊制轉變，勢必有許多“存量”制度需要完善，許多“增量”制度需要建立。有幾項重要規則必須加強。比如，加大違法違規行為的懲罰力度，完善退市制度、證券民事訴訟賠償制度以及集團訴訟制度。“注冊制”以信息披露為核心，必將帶來證券市場規模的迅速擴大，監管部門還得借助市場各方面的力量來監督信息披露，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市場發展過程中的公平和正義。為此，還應該培養中國資本市場的“渾水”公司。
為了落實三中全會的部署，證監會已明確表示，未來將從三個方面推進注冊制改革，落實以信息披露未核心的“注冊制”，推動監管轉型及把監管執法作為市場化改革的法制保障，向市場化法制化方向發展。在筆者看來，從“審核制”向“注冊制”改變，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重要制度性改革之一，IPO發行體制的這一重大改變，將帶來中國證券市場的重大制度性轉變。
可以說，“注冊制”的改革，既是市場化的過程，也是監管轉變的過程，更是法制完善的過程。
首先，“審核制”向“注冊制”轉變是理清市場與政府的界限。審核制“審”什么?審準上市公司是“好公司”還是“壞公司”。通過審核的公司，實際上被政府“背了書”，被政府“增了信”。而事實上公司的質地如何，風險可不可以承受，要不要投資，本該由投資者決定，而不是由政府“審定”。審核制下政府“為”了“不該為”的事，結果使投資者不對自己的行為承擔風險，給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被動，也無法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注冊制當然也要“審”，不過不是“審”公司的優劣，而是“審”信息披露是否充分，“審”各項指標是否達到“標準”。至于公司什么時候掛牌，是否能實現融資目標，則交由市場決定，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其次，發行體制向注冊制轉變，勢必有許多“存量”制度需要完善，許多“增量”制度需要建立。千萬別混淆了，并非“不審核”就是市場化發行。“市場化”絕非放任自流。嚴格說來，市場經濟是
“規則”經濟或者說“法治”經濟。不審核的前提，是基本的法規到位，市場秩序更加公開、公平、公正，嚴格限制各方面損人利己的行為和活動，有利于各方面對市場建設和發展發揮積極因素。制度的完善，包括“存量”問題，如發行價格形成過程中的串謀，高管辭職套現，數據造假包裝上市，退市制度名存實亡，巨額超募資金違規轉移用途等等，還要解決“不審”制度下帶來的新的問題，比如千軍萬馬搶灘登陸，加劇資本市場劣幣驅良幣的態勢，惡化上市公司質量，加劇投機行為，從根本上動搖資本市場發展基礎的巨大風險等等。因此，“注冊制”的市場化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不是簡單的“不審核”就可以完成的。
針對“不審核”可能帶來的新老問題，筆者認為幾項重要規則必須加強。
第一，加大違法違規行為的懲罰力度，重罰在上市過程中參與業績造假，做假賬，隱瞞風險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保薦承銷人。凡是有造假記錄的中介公司，至少關閉五年不能重新開張，參與造假活動的個人五年不能參與任何中介公司的工作，問題嚴重的甚至終身禁入，而且終身記錄在案。對串謀定價的機構，性質嚴重的要取消參加詢價資格和一級市場申購的資格。對于造假上市的公司，香港的懲罰力度更大，包括市場價回購股份、退市，甚至被起訴。筆者認為，滬深股市完全可以借鑒相關的做法。
高管辭職套現雖然引起公憤，可目前還沒有法律規則能有效阻止這類行為。當年AIG理直氣壯發放獎金幾近人神共憤，最后解決的方式是美國國會專門針對AIG高管們的“獎金”課以90%以上的重稅的提案重新立法，最終迫使AIG高管們放棄了獎金。所以，要阻止高管辭職套現的行為，建立對套現資金課以90%以上的重稅的規定，應該是比較有效的措施。
第二，完善退市制度加大退市的力度。在滬深股市，上市公司上市第一年增長，第二年下滑，第三年虧損已不稀奇。這類公司創業板和中小板較多，問題就更加突出。審核制的初衷之一，就是試圖保證上市公司的質量和投資價值，顯然沒能達成目標。如果取消審核的程序，眾多公司蜂擁而上，可能加劇魚龍混雜的亂象。對此，最有效的解決之道，就是嚴格退市制度。否則資本市場充斥績劣股、問題股，資源優化配置從何談起，資本市場發展的基礎也蕩然無存。所以，退市制度應是實施“注冊制”最重要的制度建設之一，也是資本市場法治最基礎的制度之一。
第三，加快完善證券民事訴訟賠償制度。成熟證券市場普遍有一個“欺詐市場理論”，即不管投資人是否看到研究報告、信息披露資料，只要受到了損失，且當事人存在操縱等欺詐行為，就認為欺詐了證券市場，存在因果關系。我國的《證券法》理論研究和最高法院制定的虛假陳述的司法解釋，已經解決了證券欺詐行為的因果關系推定、舉證責任倒置、投資者損失賠償的計算等問題。但在司法實踐中，一些法院的判決往往不認定上述情況存在因果關系，對打擊市場欺詐產生了負面作用。司法實踐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判決，對不嚴格執法的法律機構要追究責任，完全符合三中全會《決定》關于改革司法執法制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決定。同時，還需大幅提高行政罰款的數額，對投資者賠償做出具體規定，剩余部分劃入證券市場穩定基金。集團訴訟是美國安然公司最終被撕下“大騙子”的面具而轟然倒下的最致命的一步棋。這是發揮和強化投資者成為市場監督力量的一種模式。完善中國資本市場的集團訴訟制度，加緊培育專門承擔集團訴訟的法律事務所，應該成為最重要標志之一。
最后，還需特別提出的是，應該培養中國資本市場的“渾水”公司。中介與上市公司串謀造假是因為他們是利益共同體，而“渾水”這樣的公司則完全是逆向行為，唯恐沒有造假不能賺錢，有巨大的動力去發現并揭露造假的公司通過買空賣空賺錢，客觀上起到了市場監督的作用。“渾水”公司固然是中國概念股在納斯達克市場遭遇滑鐵盧的“罪魁禍首”，可若換個角度看，“渾水”客觀上也承擔了資本市場“清道夫”的角色，掃除垃圾股的同時，把所有相關的中介公司一并推上了審判臺。不妨說，中國資本市場太需要“渾水”這樣的“清道夫”了。“注冊制”以信息披露為核心，必將帶來證券市場規模的迅速擴大，監管部門必須借助市場各方面的力量來監督信息披露，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市場發展過程中的公平和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