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改革有三個關要過，市場關、財稅關、城鎮化關。這三個問題不解決，我們積累的問題就解決不了。但是從順序來講，這三個改革可能還是市場關最重要。
●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靠經濟體制改革牽引勉為其難。這就需要形成包括國家權力的運行監督和制約機制、黨和政府的關系治理機制、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反腐敗的機制、政府自身在社會方面的治理機制等。
2013年11月21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北京舉辦“改革新起點、新突破”為主題的改革形勢分析會。來自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外交部、商務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務院參事室、中國社科院、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等機構的領導、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創新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教授指出，市場決定資源的配制，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對一般規律我們要遵循，不能因為我們搞中國特色就排斥一般規律。為什么有的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不高呢？因為沒有市場，對市場的理解不到位。強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在引領新階段市場化改革上前進了一大步。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彭森認為，下一步改革有三個關要過，市場關、財稅關、城鎮化關。這三個問題不解決，我們積累的問題就解決不了。但是從順序來講，這三個改革可能還是市場關最重要。市場的問題關鍵是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能不能真正按照市場經濟的辦法來落實。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醫療保險研究會會長王東進指出，經濟體制改革雖然很復雜，但根本的就是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把這個關系理順，一順百順，一通百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突出政府與市場關系，抓到了問題的本質。
中改院院長遲福林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概括了四點：第一，特殊性，過去講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仍有缺陷，要改變政府不恰當干預市場的特殊情況；第二，關鍵性，搞市場化改革，要強調資源配置中政府不要在起決定作用，要強調市場決定價格，關鍵是改變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第三，全局性，比如土地資源是最重要的資源，既然土地是個市場，還是納入到市場起決定作用的范圍內，而不是超出這個范圍，當然前提是政府管好規劃管制和用途管制；第四，堅定性，堅定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
以開放促改革，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有專家提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了以開放促改革，對中國經濟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現在WTO有好幾個協議需要艱苦的談判。能否跨過去TPP的門檻，比如環境標準、知識產權都是很高的標準，有些不完全是針對中國，有些確實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也是我們下一步的發展方向，將來確實需要考慮。比如上海自貿區，要考慮怎么樣進一步通過開放倒逼國內的改革，否則很難推進。中澳自貿區、中美自貿區的問題，都是很艱巨的挑戰。
商務部研究院原副院長陳文敬指出，這次改革有一個大背景，國際上大的環境也要求我們必須進行改革。比較明顯的例子是在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當中我們遇到一個門檻，即準入前的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問題，這是我們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深入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繞不過去的門檻。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一個風向標，對內對外開放的風向標。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出來的東西，用不了兩三年就會普照全國。目前比較有條件率先推出的應當是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中西部地區條件還是欠缺。
遲福林強調，要加快推進自由貿易進程，把邊境合作區、出口加工區提上議事日程，而且3-5年在互聯互通上實現歷史性新突破。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指出，當前我們還沒有一個機構來統籌整體的經濟對外。例如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需要金融合作支持。但是現在基礎設施銀行設在哪，要不要日本和美國參加，資金怎么分配，都需要有一個機制推進，所以當前改革最重要的是機制的改革。
魏建國認為，自由貿易試驗區負面清單項目不能太多，現在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進駐的企業很多，但是進駐企業多采取觀望的態度。能不能實現貨物的自由，投資的自由，貨幣的自由，人的自由、信息互聯網的自由，現在看法不一致，政府要馬上跟上。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需要系統的體制創新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視是無與倫比、史無前例。強調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的支柱，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對財政的認識突破了過去傳統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定位。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不能過度的被工具化，尤其是不能為了短期的目標過渡使用財政稅收這些手段。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應當“法”字當頭。現在有多少稅種是真正的法律呢？18個稅種只有3個法律，其他都是條例。有人大代表已經提出議案，建議人大把稅權收回去，不要給國務院過多授權。這就涉及人大和國務院的關系。不難看出，財政法治化不只是頒布一些法律條文，而是涉及國務院和人大的關系問題，涉及權力的配置問題，十分復雜。
劉尚希對新階段財稅體制改革提出了幾點看法：第一，穩定稅負大家有期待，保障財政收入的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這樣才能穩定稅負。第二，預算透明涉及很多技術性的問題，比如說政府收支分類是否科學的問題，一些方面還沒有資產負債表，不清楚有多少資產和負債，怎么透明？第三，財政支出要提高效率。現在很多事情，干好了是各個部門的功勞，如果有問題就是投入不夠，財政給的錢不夠。政府職責不清，財政支出績效不高的問題更應當改變。第四，提高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我們實行的是兩級治理架構，要改變用傳統五級政府看待中央地方關系的思維慣性。地方政府應當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可以根據地方的情況實行治理的體制，這就需要一方面擴大地方政府的權力，另外一方面強化地方責任的約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財稅體制改革的方案，是堅持1994年分稅制的基本方向：第一，提出了中央和地方的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第二，國稅地稅體制要完善；第三，中央在財力上要掌握45%到50%左右的財力，然后實行向地方的轉移支付。發達國家都是這樣，中央都是要控制45%、50%，有的國家是60%、70%的財力。轉移支付方式不合理和部委在前一段時間權力過大，需要改變。
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突出改革的牽引機制
與會專家普遍認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一個亮點，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追求。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從整個布局上突出全面改革的牽引機制。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認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一個牽引機制。就是靠什么做“火車頭”。這幾天，我感覺有一種傾向，似乎“牽引機制”被泛化了，過度解釋文件中的“發揮經濟體制牽引作用”這么一個提法，認為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中國新階段的全面改革。我對此抱有懷疑。經濟體制改革牽引經濟社會發展沒問題；社會體制改革里的就業、收入分配等，它能牽引，但是社會組織創新那一半，牽引有困難；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牽引不了；文化體制改革，特別涉及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問題，它牽引不了；生態文明包括資源環境，可以，或者基本上可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靠經濟體制改革牽引勉為其難。這就需要形成包括國家權力的運行監督和制約機制、黨和政府的關系治理機制、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反腐敗的機制、政府自身在社會方面的治理機制等。
國家開發銀行顧問劉克崮從調動中央地方積極性的角度，闡述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問題。他認為，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行政層級應當往三級走，即國家、省和市縣。市縣是企業的所在地和居民的生活居住地的概念，以市縣作為我們生產生活的根基要加強。民生的保障衣食住行，喝水的安全，喘氣的安全，吃東西的安全，所有的衣食住行的安全要放給市縣為主。要把實實在在的生活、生產基本的穩定和諧、安全秩序的主體交給市縣。要把所有的政治、社會、經濟、民生、文化的根基放在市縣層，發揮省市自治區的作用，然后重大的事情“全國一盤棋”發揮中央的作用。
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動方案，充分發揮智庫作用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最大的挑戰是落實執行。建議組織各個部門，對照三中全會《決定》，把所有不符合改革要求的文件清理掉，該修改的修改，該廢止的廢止，該停止的停止，讓改革成為不可逆轉之勢。他強調，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建立成為第一要務，建立之后形成改革行動方案比其他更重要。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宋立指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很成功的一點，是有些改革不依靠部門，就是通過專門的機構和智庫，通過全社會的力量制定的。組建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還要充分發揮智庫作用。
魏建國指出，TPP就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為2011年奧巴馬在APEC會議上提出的一個高招。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發揮智庫作用。智庫超前提出新思想十分關鍵，盡管這些新思想可能是不全面的。
王東進提出，智庫要有自己獨立思考、獨立研究，不是奉命行事，也不搞闡釋性、論證式的研究。智庫必須做到三點，“文當其時，言當其宜，謀當其用”。文當其時，就是寫文章提意見，要恰當其時，符合實際需要，說早了用不上，說晚了等于白說，“事后諸葛亮”。言當其宜，是建言時注意方式方法，注意場合措辭，把握好分寸尺度，不然，再好的建議別人也聽不進去、采納不了。謀當其用，就是出實招、出好招、出管用的招。
高尚全強調，現在智庫發展越來越快，重要性也越來越大，因為政府要放權，政府要改革，要轉變職能，不可能養很多人，必須要依賴智庫，這是一個趨勢。他建議中央選擇四五個智庫，給這些智庫布置任務，全面深入研究改革，限期交卷。
（作者單位：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