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筆者認為，實現這個目標的一個有力措施，就是應當取消宏觀經濟的增長率指標，今后政府不應當再把特定的經濟增長率設定為自身工作的目標，而應參照國際慣例，代之以對失業率的監管，讓經濟增長只作為各方面工作的一個直接或間接的結果來呈現。這樣做有百利而無一弊。
經濟增長率指標目前事實上仍然存在，盡管它在表面上被“預期目標”這個詞取代了。“預期目標”是個文法不通的詞語。要么是“預期”，要么是“目標”，“預期目標”是一個中國特色的發明，它的本意是想在“預期”與“目標”之間走一條中間道路，然而，由于這條中間道路其實并不存在，因此，它所產生的效果是，增長率指標說起來似乎不是那么“硬”了，實際上仍然是相當硬的。一屆政府尚未就任，它在整個任期之內要完成的增長率任務就已經規定好了，新政府就任之后，未及提出自己的施政綱領，就要把這個任務分解到各個年度，甚至各個季度。至于各省各地如何來規定自己的任務，即使中央不明說，地方官自己也能掂量得出來。任務規定好之后，接下來就是帶領人民來落實執行了，也不管這個任務客觀上能否完成，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其他目標還要不要實現。總之，先把增長率的數字確定下來，再說別的，這就是我們一貫的工作方法。
筆者首先要說的是，這種工作方法已經嚴重地妨害到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如今面臨的多方面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一切工作服務于經濟增長率”的“GDP主義”所造成的。正如本欄目多次談到的，政府部門雖然同時也給自身規定了其他方面的目標與任務，然而，由于其他的目標與任務都不如國內生產總值(GDP)容易衡量和檢查，所以，GDP增長率只要在政府文件中明文提到，無論其用語和口氣如何，它就立即會變得堅硬無比。由于這個數字非常顯眼，它就必然會在政績考評中成為處于首位的指標。一個地方官員要想升遷，而又未能完成GDP指標，就會變得非常困難。其他方面的指標是很難衡量的，例如，為官一任該地方的環境保護有沒有改善?法治與政治建設有沒有進步?假冒偽劣產品打擊得如何?教育及各項社會事業進展怎樣?等等。這些信息很容易被掩蓋和粉飾，真實的情況很不容易搜集，也不容易進行量化和比較，而且它們的顯現大都是滯后的。由于官員們的職務調動頻繁，除了GDP之外，等到此類其他方面的后果得以顯現時，負責的官員往往已經離任而去了。
不同類型的信息數據對于當事人的刺激和動員能力是不相同的，這就是“算法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理。筆者認為，這個效應導致各級政府的施政重點嚴重地偏向于包括經濟增長在內的那些容易量化和比較的領域，而忽視其他各個重要的、同時卻又不易量化和比較的領域。鑒于其他領域的政績同樣需要消耗寶貴的行政資源才能達成，為了提高GDP增長率，官員們就會有意識地削減在這些領域的投入，把它壓縮到盡可能低的程度。一些觀察表明，由于發展模式幾十年維持不變，許多官員們是精于此道的，他們很擅長通過諸如上項目和招商引資等辦法來使GDP快速增長，同時讓政府工作的其他許多方面松懈和荒廢。環境惡化，教育落后，假冒偽劣產品泛濫，食品不安全，法治松弛……這些后果的發生絕不是一系列偶然的事件，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果。
如今，全社會已經廣泛地認識到，“GDP主義”盛行幾十年所欠下的舊賬到了要歸還的時候了。可是，“GDP主義”的陰影仍然揮之不去。面對增長速度的下降，一些人產生了恐慌情緒，又開始念叨“保增長”、“穩增長”。這種指示的實質就是，過去的欠賬能少還些就少還些，能拖下去就拖下去。過去曾經說，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不能低于7%，否則就不足以吸納富余勞動力。這種論調現在又重新響起。筆者不明白的是，勞動力成本這幾年已經大幅度地增長了，這表明勞動力已經比較短缺了，那么，增長速度為什么還不能低于7%呢?看來，一些人是把發展簡單地等同于GDP的增長了。
其實，GDP增長減慢并不必然意味著經濟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減慢了。其他方面的進步也是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GDP增速的減慢可以與其他方面發展的加速并存，今后即將展開的調整本身就是一種很重要的發展。從長遠來說，這種調整可以為GDP更為長期的增長奠定堅實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以后，GDP以平均每年5%(甚至更低)左右的速度連續增長很多年也是可能的。為什么一定要強求一個更高的速度呢?強行追求高速度具有導致發展突然中斷的風險，比之中速的、雖然不很規則但卻相對和諧的增長，那個更值得追求呢?至于那種試圖在發展與改革之間建立隨時可調的、規則的、幾何圖形般的替代關系的設想，也就更是一種幼稚可笑的主觀主義論調。
發展即使在整體上是比較勻速的，按照單一指標來衡量的發展速度一般也不會是這樣，這是一條重要的理論原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存在結構性的發展。只要我們認識到這個重要的道理，現在就可以大膽地、放心地廢除增長率指標，即把它從政府的政策論述中完全地清除出去。這可以給那些持有錯誤發展觀的人造成真正的震動，使他們清醒過來，重新尋找工作目標，重新安排政府工作的日程。只有這樣，政府才能真正地回歸本位，才能重新輕裝上陣，治理環境、健全法制、改善民生、促進教育等事業才有希望。
廢除增長率指標可以向全社會發出一個清晰的信號，表明政府不打算再將社會發展的所有責任一肩扛起，也不再以此為理由來隨意地擴張權力。政府將專注于自身的職責，而各人的事情應當主要由各人自行負責。這當然不表明政府不再對發展感興趣了。政府將在促進就業方面重新承擔起責任來，這就是對經濟增長的間接關注。由于這種關注與人民的福祉緊密相連，因此它將更受人民的歡迎。
對GDP的關注與為人民服務的目標之間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工資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即是一個證據。因此，“GDP主義”逐漸變得聲名狼藉了。政府為什么要帶領人民去追求一個抽象的、他們并不歡迎的概念呢?這樣的文章是做給誰看呢?莫非是為了向上帝交差?要不就是為了向外部世界進行炫耀以便他們妒忌我們?這實在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情，這簡直是一種虛榮心。描繪發展藍圖具有鼓舞人心的正面作用，因而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絕不意味著就要簡單地、機械地來理解它，甚至把它當作指令性計劃。取消各年度的增長率指標，或早或晚，經濟將會增長得更好更快。這是一種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