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技術11月18日發布公告，稱15日公司收到控股股東中國華大書面通知，告知大股東持有的27.5%共計7480萬股已確定9位最終受讓方，并已經簽署了《股份轉讓協議》。
中國華大是國有控股企業，國有資本適當從競爭性領域退出，這符合國企改革正確方向。去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最近《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國有資本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作出更大貢獻…”;這兩個政策其實一脈相承，國企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要優化國有經濟結構布局。有專家將國有企業界定為三類，一類是公益型國企(比如公共交通)，第二類是資源壟斷型(尤其是能源)，第三類是運營競爭型國企;國有資本的總量是有限的，既然要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自然就需要同時減少在競爭性行業等方面的存在。
具體到股市，在競爭性行業或領域，一股獨大的國有股東通過股票減持，從而實現股權多元化甚至全部退出;但另外一些國有股東卻在石油、銀行等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加大控制力度，由此可以實現國有資本對國有經濟進行合理布局、提高國有資產營運效率。
國有資本退出一些競爭性行業和領域，讓更多的社會投資主體進入這些行業，公平競爭可以真正激發行業活力和創造力，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尤其是高科技行業，拼的是人才和技術，拼的是創新機制，公司股權高度分散與國外眾多高科技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多元化的特點非常相像，這有利于企業盡快把握市場脈搏，提高市場競爭力。
當然，國有資本在股市通過股票減持形式從競爭性行業退出，從股市獲得大量股票溢價收益，這需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首先，如上所言，國有資本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同時、加大對關鍵領域上市公司股權控制，股市可以基本維持資金進出平衡。其次，國有股減持所得可用于加大對公益性企業投入，提供更多公共服務。其三，按照《決定》，未來將“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即國企通過利潤上繳公共財政的形式，也可回報國民。
在本案例中，中國華大在本次轉讓完成后，將不再持有國民技術股份，國民技術股權將呈分散格局，其中深港產學研將以5.85%的持股比例暫時成為公司持股最多的股東，國民技術將從一家國有控股公司轉變為一家無實際控制人的高科技上市公司。有人擔心，對于沒有實際控制人存在的上市公司，公司決策可能存在效率問題，筆者認為這個擔心沒有太大必要。目前多數上市公司有實際控制人存在，其利用股權多數優勢甚至一股獨大優勢，雖然可以讓公司決策能盡快出臺并落實，但正因為此，中小股東由于缺乏發言權，其利益也往往飽受侵害;相反，如果上市公司沒有實際控制人存在，公司決策將更為民主，雖然有時會影響效率，但是可以最大程度保證公正，而且，如果各個股東意識到公司決策在確保公平基礎上，也需要兼顧效率，也可以在公正與效率之間找到一個合適的平衡點。
從國外成熟市場以及A股市場實踐來看，也都沒有證據顯示，上市公司沒有實際控制人，其治理水平就會偏低。比如，美國上市公司股權高度分散，很多都不存在控股股東，其治理水平照樣比較高;而A股市場的萬科等股權分散上市公司，其治理水平反而比不少一股獨大的公司要高。對于沒有實際控制人存在的上市公司，最起碼可以不用擔心大股東一股獨大掠奪其他股東利益，這成為一個先天優勢;當然，這種情況下由于各單個股東誰也說了不算，很可能讓董監高等內部人鉆了空子，形成內部人控制，這類公司治理的關鍵點也就在于防止內部人控制，這倒是需要股東高度關注的問題。
總之，國有資本從一些競爭性領域退出，包括在股票二級市場減持退出，只要能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包括適當回補股市)，能夠由此形成國有資本的合理布局，能夠讓競爭性行業提升競爭力和創造力，那么對經濟社會無疑是重大利好，對股市而言也并非利空，由此將可能形成一個多方共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