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社主辦的“2013中國經濟發展論壇”17日在北京舉行。本屆論壇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改革與發展”為主題。會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李毅中，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對剛剛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關精神進行了重點解讀。
李毅中：發展實體經濟 防止工業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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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實向虛”的狀況已引起警覺，但由于措施不力，改變并不大。應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防止工業被空心化、邊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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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中表示，由于近年來工業利潤低下，“脫實向虛”的狀況已顯現，未來經濟發展仍應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防止工業被空心化、邊緣化。
當前世界經濟正在艱難走出低谷，金融危機影響依然存在。李毅中表示，在世界經濟低迷大環境下，我們要在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顯得尤為迫切，但實現工業化仍存在制度創新不足、資源環境難以支撐、產品結構不合理、地區行業不平衡等問題。
制度創新方面。一方面，我國大中型企業研發投入較少，投入資金占銷售收入不到1%，另一方面，雖然專利數量較多，但發明性專利較少，僅占全世界3%左右。因此，工業關鍵技術、核心技術仍受制于人，重要的元器件、零部件、關鍵材料還需依賴進口。
資源環境方面。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能耗36.2億噸標準煤，消耗占全世界170億噸標準煤的21.3%，而美國占19.5%，我國耗能總量超過美國。從近十年能源消費彈性系數來看，我國平均彈性系數超0.8，這意味著，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耗增長0.8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假設即使今后將彈性系數從0.8降至0.5，GDP控制在7.5，到2015年，我國年能耗將超過40億噸標準煤，2020年超過45億噸標準煤。
產業結構方面。此前，國務院發布產能過剩行業名單，其中包括鋼鐵、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以及造紙行業。對此李毅中表示，我國產能過剩行業遠遠不止于此，“我國嚴重過剩指標是產能利用率小于75%，上述5個行業產能利用率甚至低于73%，以此來看，我國大多數行業均存在嚴重過剩。”
地區不平衡、不協調。李毅中指出，我國區域經濟空間布局、產業鏈條、企業結構失衡，存在盲目投資、重復建設、產業雷同、園區集群化發展粗放等。要在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不再依賴量的提升，而是質的飛躍。例如工業增加值率，我國是26.5%，而發達國家平均35%到40%，相差10個百分點。
李毅中表示，應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防止工業被空心化、邊緣化。現階段由于受到西方國家過分發展虛擬經濟的影響，加上國民性、制度性安排的缺陷，金融業和房地產業過度擴張和虛擬化，實體經濟受到嚴重擠壓，導致資本、人才、物資、土地等要素從實體經濟流出。
“‘脫實向虛’的狀況已引起警覺，但由于措施不力，改變并不大。”李毅中說，從我國工業數據來看，投資方面，我國1-9月投資增幅低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低于三產以及房地產投資。三產、房地產在加速，工業在減緩。貸款資金方面，被房地產、地方債務、過剩產能、影子銀行等占用明顯。利潤方面，工業企業主營業務利潤增長緩慢，以副補主，以外補內現象普遍。工業對比銀行業、房地產業以及互聯網業，利潤率反差極大。
數據顯示，今年1-9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0.3%，和去年持平，但其中工業增長17.7%，低于上年20.02%的增速，三產投資增長22.3%，房地產投資增長19.7%，均高于去年。李毅中指出，這些數據均說明，“擴實降虛”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在工業發展面臨眾多問題的背景下，應如何促進工業經濟健康發展？對此，李毅中說，要加深對工業化重要性和艱巨性的認識，不能盲目的超越。“工業化是社會進步的歷史階段，不能超越。應依靠科技進步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大力提高工業經濟的質量和效益，尤其是解決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結構等方面的病灶。”
要貫徹落實區域發展戰略和主體經營戰略，從實際出發，東、中、西部優勢互補、協調發展、差別發展。做好技術改造、淘汰落后、化解過剩、重組兼并、產業轉移、積聚發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此外，應提高發展工業經濟的質量和效益。改善實體經濟的外部環境，形成提高實體經濟效益的政策支撐。”李毅中表示，應防止、避免、糾正“脫實向虛”狀況，要改善實體經濟外部環境，落實金融改革，引入民間資本，形成競爭機制，降低存貸差。進一步減稅減費，已出臺政策，需提高額度，加大力度。大力推進制造業服務化，圍繞產品功能拓展服務，增加服務附加值。
主輔分離，構建社會服務平臺；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工業是服務業的基礎，在工業化進程中仍是拉動經濟的主導力量，不應被邊緣化。“大力推進制造業服務化的戰略趨向。”李毅中認為，應鼓勵我們制造業主產品擴展服務功能，從售后服務，到故障診斷、維修檢修、檢測檢驗、遠程咨詢、在線商店、更新改造等增值服務和專業服務，增加附加值。
應大力提倡綠色低碳。李毅中表示，工業發展不意味著對生態文明的毀滅。工業制造、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在消耗著資源和排放污染物。因此，應將工業文明和生態文明相統一，發展循環經濟，采用先進技術裝備，節能、降耗、減排、治污，使排放控制在大自然能夠自我修復的范圍之內，維系和增加財富。以PTS(甲苯磺酸)為例，PTS原料是PX(二甲苯)，全國用量較大，但由于其毒性，我國雖有資源但不允許發展，大多混在汽油中浪費掉。這一控制給予日本、韓國較大市場空間，而中國大量進行進口還造成了二次浪費。因此，生態文明不是回到原始文明，而是應提高科技含量學會控制污染。
最后，重大項目決策應深入細致做工作，防止不正確的輿論誤導，把群眾保護環境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引導好、發揮好、保護好，并用倒逼機制促使企業自覺履行環保責任。李毅中說，三中全會將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作為15項重大改革的措施之一。工業是能耗大戶、污染大戶。因為能耗在企業成本中的比例較大，所以企業一般對節能較為重視。但是減排治污，從短期看要投入并增加成本，所以有些企業缺乏環保的積極性、主動性。因此，要利用當前的倒逼機制，使企業自覺履行環保責任，尤其要加大投入，補漏、補缺，減少三廢，治理污染，盡快達標。
鄭新立：市場資源配置將由企業家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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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有兩個重點，一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二是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先進制造業、生態環保產業、服務業、進口替代產業四大領域將頗具發展潛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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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新立表示，剛剛閉幕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向全國、全世界傳遞了一個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這個改革將持續到未來10年，并且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鄭新立表示，這是三中全會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一個最重要的突破。目前，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已形成共識。現在將“基礎”二字改為“決定”，標志著改革進入了新階段。今后，市場資源將由企業家來決定如何配置，而政府的工作重心則是宏觀調控、市場監管以及公共產品的供給。
鄭新立認為，通過企業開展創造性的經營活動，可以激發經濟活力，從而把今年三季度經濟穩中向好的勢頭保持下去，到2020年走出中等收入限制，實現全面小康。到2030年，當人均GDP達到17000美元，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才可能明顯下降。
第二個重點是強調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決定》還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
鄭新立表示，混合所有的股份制經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未來各種所有制互相參股，企業里既有國有股又有集體股又有個人股，甚至還有外資股，在股份制的基礎上建立科學的治理結構，形成現代企業制度。而且，《決定》提出混合所有制的企業要鼓勵員工持股，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驗已經證明，有員工持股的企業最具凝聚力和活力。
鄭新立認為，受益于三中全會決策，從宏觀上看今后有四大領域頗具發展潛力。
第一是先進制造業。我國工業正面臨轉型升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發展先進制造業，用現代技術改造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等排放較高的傳統產業，從而轉變發展方式。鄭新立表示，相關企業要將發展重心從原材料獲取上，轉移到由原材料深加工至精密儀器儀表、機械裝備等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從而占領國際市場。
第二是生態環保產業。《決定》首次提出：“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決定》還提出：“發展環保市場，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鄭新立表示，發展第三方治理，將過去誰污染誰治理的模式升級為誰污染誰付費的模式，這是一個重要的制衡機制，可以有效制約排放超標的企業像過去一樣“鉆空子”。而今后發展環保市場化，將培育起一個龐大的環保產業，包括脫硫脫硝、除塵、水污染治理等專業技術會得到長足的發展，并能創造出可觀的稅收及就業。
第三是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如研發、物流等。由于我國正全面推開營改增稅制改革，今后投資服務業將與投資工業一樣享有平等稅負，服務業將迎來一次發展的重大機遇。
第四是進口替代產業。鄭新立表示，目前我國每年進口額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很多產品是國內有能力自行制造，且成本低廉的。而且在現有市場需求下，只要企業能做到控制成本，不僅可以占領國內市場，還能考慮出口問題。
鄭新立表示，這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石油和化工類產品，目前我國一年進口額為4000億美元，分別為進口石油2000億美元，進口化工產品2000億美元。雖然缺乏石油資源，但是目前我國煤制油，煤制柴油、煤制汽油技術已相當成熟。通過發展液化煤一類比進口石油成本低的能源產業，或有希望頂替進口石油，并改變目前能源格局。
另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進口替代產業是芯片產業。鄭新立表示，我國芯片每年進口約2000億美元，與進口石油的花費額度差不多。目前，雖然自主研發生產高精度芯片仍有困難，但手機芯片之類的一般芯片的自主設計和加工都值得大力發展。“同類芯片的市場需求非常高，自主企業必須要抓住這個機遇。”鄭新立以三星電子為例，近年來該公司以手機芯片為增長點，一年銷售額超過2000億美元。
另外，鄭新立還表示，發展種植大豆及相關產業今后也很有潛力。據悉，我國去年進口大豆5000多萬噸，主要用于榨油及豆粕。實際上，我國具備自主生產茶油等木本油脂的能力，如果大力發展，可以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并替代進口。鄭新立對此建議稱，新疆北疆的伊犁、阿爾泰等地氣候條件適宜，空置耕地很多，很適合企業前往種植大豆及開發相關產業。
高培勇：財稅改革事關改革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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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破天荒第一次把財稅體制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聯系在一起，把它和實現國家治理和現代化相對接，從而賦予財稅以“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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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說，《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發布之后，很多人都認為對財稅體制改革意義重大，對此他很認同。其重要性不僅表現在財稅體制改革在《決定》當中占有多大的篇幅，是不是單獨立項，更重要的是放在了什么樣的位置上。
此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財稅體制改革非常重視，最主要表現在破天荒第一次把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聯系在一起，把它和實現國家治理和現代化相對接，從而賦予財稅以“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地位。在《決定》中講基礎的時候沒講“之一”，講支柱的時候用的是“重要”，這樣的表述就把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凸顯了出來。
高培勇認為，深入理解《決定》對財稅體制改革的表述，需要尋找到可以依循的線索。就和人體結構一樣，它也有一些基本的構建。財稅總要有收入，收入又存在基本結構，于是第一個構建就是財稅收入。收入了錢就要花，所以結構之二是支出。第三，收入和支出要有管理支撐。第四，因為財稅主要指政府的收支關系，而政府是有級次的，因此處理不同級次政府之間的關系又是一個基本的線索。這樣，理解財稅體制改革就可以從收、支、管、體四個方面進行。
首先看收入。
當前我國的稅收制度，如果以稅種結構來做分析，最大的一塊是一般流轉稅，然后是特殊流轉稅和其他流轉稅，這三個流轉稅相加占到總體的七成。再看兩個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加起來只占26%。
流轉稅是間接稅，所得稅屬于直接稅。“改革財政收入結構，應該像女士們減肥一樣，要減的一定是臃腫的部位，要添上去的是薄弱的部位，也就是說三中全會在這一方面是要把間接稅占比改小，把直接稅占比增大。”高培勇說。
再看稅收的來源結構。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其它企業，在中國的土地上，全部稅收收入來源的90%以上來自企業，真正來源于個人的稅收只占不足10%。那么從結構均衡的角度去看，就要減少企業稅，增加個人稅。
理解了這兩方面，改革的路徑就能描繪出來了。高培勇表示，所以《決定》在稅收制度改革方面，開宗明義就表示要“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這實際上講的是在減少間接稅的同時增加直接稅，在減少企業稅的同時增加個人稅。這是為了稅收制度能夠體現公平，稅制結構能夠優化，而且要把現代稅收制度作為一個重要考量而納入到改革當中。
其次看支出。
據高培勇介紹，僅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來看，2002年中國只有25%，但是如果把其它包含掌握在各個部委手中的各種基金收入都算入其中，整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35%以上，中國的宏觀稅負已進入到偏高狀態。所以在《決定》當中提到了“穩定稅負”的概念。總體來說，財政支出是減不下來的，政府支出也是壓不下來的，能夠做的就是控制它的增幅，因此本著務實的態度穩定收入，同時提高財政收入支出的效率。
第三個線索是預算管理。
中國目前整個政府收入從構成上來講基本上可以分為六大塊，最大一塊是稅收收入，第二塊是財政收入當中的非稅收入，第三塊是掌握在各個部門手中的各種基金性收入，第四塊是土地出讓金收入，第五塊是社會保險收入，第六塊是國有資本經營上繳的利潤。這幾塊收入目前在管理上和規章制度大多是對立的，財政收入基本是規范的，政府基金收入、社會保險收入、國有資本上繳利潤大體是備案制管理，人民代表大會是只審不批。在管理層面上，分屬各個政府部門，不能做到統籌安排。因此這次提出要規范、透明，實際上指的是目前的預算管理是不規范不透明的。
高培勇表示，要實現規范和透明，就要把所有政府收支按照同一的性質、同一的制度加以管理，把政府的收支關進統一的制度籠子，實現財政收支等于預算收支等于政府收支。這三塊本來是一回事，但是在當前的中國卻是不同的，財政收支只大體等于預算收支，而不等于政府收支。所以在三中全會《決定》當中提出要“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相對來說前面的更重要，因為政府的賬目向全社會公開，就好像丑媳婦要見公婆一樣，見公婆之前總要梳洗打扮一番，自己的濫賬往往還是只有自己清楚。
第四個線索是財政體制。
財政體制體現的是不同級次政府之間的財政關系。當前的中國，中央政府集中了大部分的財政收入，其中很少一部分會被存起來，作為中央預算金的來源；此外，中央政府自己花的錢大概占1/3；最大的一塊則是通過稅收返還、轉移支付等途徑撥付給地方政府。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看，過日子的花銷除了自己掙的錢之外，還有相當一塊，大體上能占到一半要依靠上一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
高培勇說，這不是本來意義的分稅制，因此要改，方向仍然是1994年所確定的分稅制財稅體制改革的目標，力爭實現分市、分稅、分管這樣的全面的分稅體制。這在《決定》當中進行了很明確的表述，一是：“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二是：“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這實際上就是告訴大家，這次財稅體制改革的目的不僅僅是增強中央在財政上的宏觀調控能力，也要逐步讓地方財政走出目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