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我們論及，某些行業所存在的產能過剩問題尚不足以引起系統性風險。目前經濟中存在的問題的確很多，但不必恐慌，現有的體制與資源在應對可能的危機方面還是綽綽有余的。關鍵在于正視問題，及時采取正確的方法進行治理。即使已經耽誤了一些時間，這些問題仍然是可以治理的，反之，假如繼續回避問題，或者采取的方法不正確，或者臨事而亂，昏招迭出，則中國經濟的前途也就不那么樂觀了。
多年以來，有一些經濟學者，反復地預警中國經濟要發生大危機。這種預警當然是有益的，但是問題被嚴重地夸大了。這些學者們還有一個愛好，就是只管高調地做預測，卻很少提出政策建議，結果是這種“預測”就變成了一種單純嚇唬人的東西。絕大部分行政官員們當然都不是經濟專家，經這么一嚇唬于是就畏縮不前了。筆者認為，這就是過去這幾年發生的情況：泡沫與經濟問題越嚴重越不敢去糾正，越不糾正泡沫與經濟問題也就越發嚴重。問題就這樣一步步地擴大。
這顯示出一個問題，即包括危機預警者在內的許多人都沒有奉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而只是教條化、簡單化、極端化甚至情緒化地理解和看待現實經濟。預警者們不提供藥方，說明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心中無數的。而在一片看空聲中，林毅夫先生卻獨樹一幟，他攜自己的新作《新結構經濟學》，繼續鼓吹政府干預，并且依然對中國經濟的前途保持樂觀。這招惹了許多人，引來了大量的負面評價。
筆者認為，林毅夫先生的確未能擊中要害，因為鼓吹政府干預絕不是當前中國經濟所需要的。中國的問題是管制太多。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他的觀點中的真理成分。這需要從已故的楊小凱先生說起。楊小凱先生曾經表達過這樣一個觀點：政府為什么會在發展中的經濟體中發揮重要作用?原因在于，這些經濟體主要是通過模仿發達經濟的既成模式而取得發展的，而政府的優勢則在于執行現成的模式和計劃，所以，由政府出面推動發展就可能取得一定的效果。筆者認為，這個觀點是非常杰出的(它也是很“算法的”)�，F有的主流經濟學之所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差，就是因為它不能提供諸如此類的有用觀點。我們可以運用這個基本思想來理解林毅夫的觀點，也可以用它來深入地分析當前的經濟問題。
前幾年泡沫經濟導致某些產業過度擴張，以致如今供大于求。但是，如果我們把這種擴張看作對發達經濟體的一種模仿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大體上相信，它并不是一種浪費，它在性質上并不是錯誤的、不應有的投資，而只是在時間上超前了一些，等若干年后需求跟上來后，過�，F象自然也就消失了。而在發達經濟體中，由于產業都處于前沿，沒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借鑒，企業經常會發生錯誤的投資，供應市場并不需要的產品與服務。這種投資必須予以撤銷。而在我國，產品原本過剩后來卻在數年間完全被消化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筆者就親眼目睹一條高速公路，在數年之間車流量逐漸地由少變多。當年電視機、電冰箱的過剩也在后來成功地消化掉了。在過剩的情況下，企業自然會動員起來，千方百計地消化過剩。有些企業也會破產，但只要破產不引起全局性的問題，政府也就完全不必有任何顧慮。新增投資自然會轉移到其他行業中去，其他行業將會自行增長，并由此增加對過剩行業的需求，新的平衡早晚會實現。
一有企業陷入經營困難，政府官員就恐慌是不應該的，動用行政力量強行把產量壓下來就更不理智。鋼鐵、水泥等行業的過剩既與4萬億的刺激政策有關聯，也與房地產行業的限購有關。政府先用基建投資把這兩個行業的產能拉上去，然后又用房屋限購、并進而限制房地產投資的方法阻止其產能的釋放，這兩件事同時發生在過去幾年間，實在叫人匪夷所思。筆者發現，對于房地產泡沫，人們實際上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理解。一種理解是說房價過高，也就是供應相對不足，這是通常的、正確的理解，而另一種理解是認為房子造得太多了，這多余的房子才是“泡沫”，于是，治理泡沫就是要限制供應。思維竟然混亂到這種程度!數億農民要進城，卻生怕某些房子早蓋了幾年，這難道不是瞎操心嗎?說今年的土地供應比去年增長了多少，這就表明今年的供應足夠充分了，這不可思議——你怎么知道今年的土地供應應該增長多少呢?照這種看法，汽車生產曾經連續數年增長率超過30%，又當作何看待呢?
一邊是過剩，另一邊有泡沫，而供應不足的解決辦法不是呼之欲出嗎?答案不是非常簡單嗎?所以，這一次的“383方案”中終于提出放開土地流轉的問題，并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政策制定者們終于抓住了要領，實在可喜可賀。按說，房地產泡沫要破滅了，投資者們應該看淡中國經濟才對，可是土地流轉一提出，股市給予了積極回應，各國際投行也由唱空變為唱多，這不是奇事一件嗎?你要繼續搞泡沫，捂蓋子，人家就撤資;反之，思路一對頭，面對近在眼前的利空，人家反而看多了。這就是經濟的邏輯，也是正確政策的力量。達成這個政策是不容易的�？梢哉f，在幾個月前，決策者還不得其門而入，這個正確辦法顯然是最近才找到的。請千萬不要沾沾自喜。這說明管理部門的政策制定能力的確差強人意，借此機會，決策者們對于適合政府擔當的事情一定要有一個清醒的估計，對于今后政策的制定方式也應進行深刻的反思和調整。
這個正確的方向就是：放開供應一端，取消各種投資管制，把審批式的管理徹底變更為監管式的管理，任由市場的供求關系自行調節。在原則上，政府今后不應再關注任何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原因很簡單：政府根本不可能正確判斷什么是過剩，什么是短缺，政府也更不可能采取適當的措施來“治理”過剩與短缺。再以無線通訊業為例。消費者曾經對3G與4G抱有很高的期待，可是該上市的時候工信部卻不批準，反而拿來作為宏觀調控的預備手段。無線通訊已經因此而受到了很大的傷害，這一點大家都看到了。
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早就指出，商品短缺是計劃經濟的一個根深蒂固的特征�，F在看來，他在30年前說過的話并沒有過時：“改革過程的一個主要目標是要消除短缺。查看短缺狀況是檢驗進展程度的重要標志。如果在經濟的一個或另一個重要方面短缺消失了，這就是相當可靠的信號，即改革在那里成功了。如果短缺仍然存在，這就表明改革還沒有深入經濟肌體的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