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造成的不平等，是當前公眾普遍不滿、強烈要求盡快解決的突出問題。恰恰是這些體制性不平等的困擾，構成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最主要矛盾。
●越是重要領域和關系到國家命脈的關鍵行業，如要素市場、重化工業、支柱產業、基礎設施等，越缺少有效監督，排斥市場的狀況就越是突出。
●實體經濟領域、初次分配領域要充分市場化，確保效率優先。
●穩中求進中要尋求突變。必須巧妙地處理好漸進與突變的辯證關系，把握好出臺綜合配套高強度集中化改革的時機和節奏，而不能一味片面強調漸進。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決策舉世矚目，各項具體方案正在緊鑼密鼓的醞釀之中。在利益多元化、國內外經濟情況高度復雜、約束條件越來越多的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成敗的關鍵是理清思路，從不同階層和利益群體中找到根本利益，形成最大共識，從而找準能夠為各界普遍接受的主攻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要防止頂層設計缺陷
三十多年來，隨著發展與改革的歷史性演化，我國社會經濟利益關系也逐步呈現復雜化、多元化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處理好方方面面的關系，防止出現頂層設計缺陷，在“改什么”、“怎么改”的重大問題上，需要形成共識，防止打亂仗。利益多元化固然會對改革有不同的視角，不同的主張，但不能成為反對共識的理由。尤其要具體分析各種利益的來龍去脈，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永久的，都是合理合法不可撼動的，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搞平衡、都兼顧。頂層設計要體現公平正義，要深入觀察分析各種利益形成的緣由、性質，對不合理的“奶酪”就必須動。
防止頂層設計缺陷的關鍵是認清兩類性質不同的不公平、不平等
為理清思路、找準主攻方向，形成最大共識，首先需要明確區分、識別兩種成因和性質完全不同的不公平、不平等及其導致的收入、財產差距。
一類是公平競爭、市場激勵、優勝劣汰、主觀努力、個人天賦、企業素質、獎勤罰懶、能力差別、貢獻差異等等導致的行業、企業、個人財產-收入差別。可簡稱為“市場性不平等”。這是“游戲規則”機會均等基礎上的起點公平，是相對公平而非絕對公平(后者可能永遠不可能存在)。市場化的起點公平，促進經濟社會技術進步，激發經濟活力，對于這一類不公平，要排除干擾，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仍然應當是今后要牢牢把握好的正確方向。
另一類是由長期以來不合理體制機制造成的種種特權、雙重標準甚至多重標準所導致的不公平、不平等。可簡稱為“體制性不平等”。它屬于排斥市場競爭、不講規則、依賴特權、制造歧視、政企不分、權錢交易、憑借行政壟斷和政府不當干預所導致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是我國行業、企業、個人財產-收入差距無端拉大的根本原因。體制造成的不平等，是當前公眾普遍不滿、強烈要求盡快解決的突出問題。恰恰是這些體制性不平等的困擾，構成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最主要矛盾。
頂層設計不可以混淆兩類不公平，要區分輕重緩急，不能一鍋煮，否則將導致思想、行為、具體方案的混亂，令改革倒退，過早、過激地整治市場性不平等，而輕易放過了體制性不平等。
體制性不平等加劇財產、收入分配不公
在體制性不平等當中，最赤裸裸的不公平、不平等表現，一是壟斷集團憑借壟斷價格，牟取壟斷性高收入和壟斷利潤，使名義上的全民所有蛻變為實實在在的少數人所有。二是公務員、行政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諸多福利待遇實行著明的、暗的極不平等的多重標準。三是福利待遇含金量差別巨大的城鄉分隔的戶籍制度，更是造就了不公平。四是國有企業的薪酬機制不公平、不合理。國企員工收入除基本性工資外，還包含工資外的隱性收入。而國有企業的年平均工資水平普遍是私營企業的2倍甚至更高。五是我國灰色收入占GDP的比例超過10%，掌握資源支配權力的機構、人員在利益的驅使下，侵吞公共資源，獲取個人利益，加劇財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體制性不平等主要來自我國行政化體制轉變的深層障礙，來自市場發育過程中“邊成長、邊滲透、邊蛻變、邊異化”，來自新老既得利益邊改革、邊凝固、邊膨脹，而始終沒有形成相互制衡、動態優化、自我協調的市場主體和競爭力量，從而在制度上、機制上，總是使少數人憑借外在的超經濟力量處于強勢地位，占有著更多資源。既得利益集團是惡化產業結構，并把財產、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
我國特有的壟斷現象，有一個鮮明的共同點，即都是在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規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況下發生的。換句話說，我國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等領域還沒有來得及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規模經濟性壟斷的時候，行政性壟斷便早已捷足先登了。也正是由于這種捷足先登，導致規模經濟永遠不可能長大，小散差亂現象隨處可見。在這種背景下，行政壟斷遲遲得不到有效扼制，反壟斷法醞釀多年才艱難出臺，出臺后又對反行政化壟斷問題輕描淡寫、多有保留。這些剛好折射出了我國改革的最大難點。于是，越是重要領域和關系到國家命脈的關鍵行業，如要素市場、重化工業、支柱產業、基礎設施等，越缺少有效監督，排斥市場的狀況就越是突出。陸續揭露出來的腐敗案件也是觸目驚心。憑借對最寶貴、最稀缺資源的壟斷、獨占，足以擊敗市場上的任何對手，攫取巨額的行政性壟斷利潤。公眾權益通過非市場手段被私有化，加劇了資本、收入和財富向少數人的積聚和集中。
全面深化改革的就應該嚴格界定為這一類。只有認準改革對象，找準主攻方向，才能獲得最廣大群眾的普遍支持和廣泛參與，才能使各項改革方案設計在出現爭論分歧時不致在細節糾纏中迷失主攻方向。
為此，第一，在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背景下，要全面放松經濟管制，簡政放權，最大限度削減行政審批和行政事業收費，排除削減行政審批過程中的“擠牙膏”現象和居高臨下心理，嚴防一再出現的行政審批不斷反彈，“邊削減、邊增設”。各級政府及其各級主要領導應徹底停止直接插手各類企業活動。
第二，明確收入分配改革指向，必須是體制性不平等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實體經濟領域、初次分配領域要充分市場化，確保效率優先，做大蛋糕，給企業減負，剔除對民營企業自主權(投資、經營、定價、工資)的行政干預、硬性規定。誰許諾，誰兌現，停止政府開空頭支票亂承諾而企業埋單的狀況。與之配套，政府要在初次分配之外，解決社會公平，解決收入差距拉大。
第三，發動群眾，依靠大多數。促使改革的擁護者、參與者和受益者重新合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剔除形形色色的行政壟斷，促成新的三大收入消費群體，即“農民市民化”、“市民中產化”、“中產高端化”，使他們成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成為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最強勁的內生力量。
第四，明確提出“非公企業同樣可以成為國家命脈企業、骨干企業”的新主張，改革行政壟斷主導下的特權經濟。長期以來，各級政府和國企，占有了太多的稀缺資源，排斥市場的基礎性作用，資源配置權力化、行政化，導致嚴重損失浪費。民營經濟應當是經濟內生性成長的企業主體和就業主體，是最大的民生經濟。一批實力強勁的民營企業應該挑大梁，成為經濟骨干，而不再是陪襯。
第五，深化由以往在資源要素價格、收入分配、教育、養老、醫療、住房、戶籍、企業、補貼、稅收、用地、貸款、投資等許多領域實行的雙重標準、雙軌體制，消除由此造成的不公平、不平等。其中，特別要深化戶籍制度和土地確權、流轉制度相結合的配套改革，解決城鄉“同人不同身(份)”和“同地不同權不同價”等制度扭曲造成的不公平、不平等。
全面深化改革頂層設計的時間進程上必須有所突破
“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的提法在總體上是正確的，但是，在重大、迫切的領域就不夠完整準確。這些領域的改革不能十年二十年“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頂層設計必須制定明確的時間表、路線圖，限時限刻取得實質性進展，否則勢必“拿改革當日子過”，繼續無限期拖延。
必須打破“改革悖論”，在漸進中尋求階段性突變
穩中求進中要尋求突變。必須巧妙地處理好漸進與突變的辯證關系，把握好出臺綜合配套高強度集中化改革的時機和節奏，而不能一味片面強調漸進。如果長期“漸而不進”，第一，給原本過渡性的經濟利益凝固、轉化為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提供了良機；第二，使得最廣大普通民眾，即改革的擁護者、支持者、參與者、推動者并未成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反而成了受益遞減者、受損者，與改革的受益者發生分離。同時，改革者的成分也發生了分化，遞減者、受損者對改革產生了疑慮，不再支持改革；第三，漸進改革導致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兩大最要害問題越來越嚴重。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不合理實質上是財產-收入等經濟利益結構的不合理。財產-收入分配不公，差距拉大，本質上是改革帶來的實惠沒能實現共享；第四，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權力部門與壟斷者結盟所形成的既得利益強勢集團，已使我國陷入了“改革悖論”。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要汲取教訓，遵循改革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規律性，漸進改革要與突變改革相結合，實行階段性、區域性戰略決戰，以期打破僵局，重新凝聚人心，贏得最廣大普通民眾對高強度改革的強力支持。
在頂層設計中財稅體制改革極為重要，但要圍繞消除“體制性不平等”這個主攻方向來設計安排部署，鑒于轉方式、調結構的機制、政府機構改革等相互關聯度極高，很難在時間上分前后順序，必須要在短期內齊頭并進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