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重點鎖定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等五大嚴重產能過剩行業，提出了通過五年時間力爭實現“三大目標”和完成“八項任務”。
其實，早在2005年，我國鋼鐵產能過剩已露端倪，中央政府已曾多次下發化解政令，但卻“越控越過剩”。造成今天產能嚴重過剩局面，與各級地方政府落實中央調控政令積極性不高有關，出于地方利益的考慮，很多地方不愿推出強硬的政策措施，中央政府的化解產能過剩政策最終被地方政府“化解”。同時，4萬億政策導致不少企業對國際國內客觀經濟形勢誤判，加速了產能過剩。此外，銀行出于短期利潤的考慮，沒有嚴格執行信貸政策，催化了產能過剩。
由此可知，化解產能過剩實質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即中央追求經濟增長質量，地方追求GDP和財政收入。因此，化解產能過剩要找到利益博弈的平衡點，其有效措施就是構建完善的政策配套體系，筆者認為如下政策配套體系比較重要：
一是完善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分配機制，發揮化解產能過剩的“財力作用”。在推行“營改增”基礎上，理順中央與地方稅收關系;確定財權與事權相匹配原則，由中央財政對地方政府在化解產能過剩中減少的財政收入予以彌補;并設立財政獎勵資金，對化解產能過剩效果較好的地區和企業進行獎勵，調動地方政府化解產能過剩的積極性。
二是嚴格執行行業準入標準，發揮化解產能過剩的“篩選作用”。修訂完善行業準入條件，強化能消、環保等硬約束監管指標，對達不到行業規范標準的企業，限時達標或實行關停并轉，倒逼企業增強技改動力，推動企業轉型和產業升級;鼓勵和促進企業行業內跨地區整合過剩產能，兼并重組。
三是強推社會資源要素價格差異化定價機制，發揮化解產能過剩的“倒逼作用”。國土、供水、電力、物價等部門形成監管合力，理順資源價格，對屬于過剩產能或落后產能的企業在用電、用水、用地等方面實行價格上浮或懲罰性價格，提高過剩產能企業生產成本，倒逼企業自我揚棄，實現產業結構調整。
四是建立適應產業調控的財稅金融政策，發揮化解產能過剩的“杠桿作用”。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支持行業壓縮過剩產能;對企業兼并重組實行減免優惠稅收政策;對向境外轉移過剩產能的企業實行出口退稅優惠政策;對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實施嚴格信貸金融政策，停止放貸、發債和上市融資，對產能過剩行業轉型轉產、產品結構調整、技術改造等進行信貸支持。
五是完善下崗職工再就業或社會救助機制，發揮化解產能過剩的“保障作用”。
對產能過剩企業因關停并轉造成的下崗職工，全部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由中央提供財政資金支持;創立再就業獎勵基金，鼓勵再就業和自我創業，對自主創業提供各種政策扶持，以化解產能過剩帶來社會震蕩。
六是建立科學的、激勵有效的考核體系，發揮化解產能過剩的“行政作用”。將化解產能過剩成效與地方政府業績掛鉤，設立產能利用率、過剩產能下降率、空氣質量指數、“三廢排放”達標率等綜合考核指標，由權威部門嚴格考核，防止弄虛作假。對認真執行化解產能過剩政策、各項指標達標的地方政府領導在職務升遷上優先考慮;對執行政策不力、考核不達標的地方政府領導給予相應寬限時間，在寬限時間內仍無法達標的，應予降級或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