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醫生被毆重傷，浙江溫嶺殺醫案造成1死2傷，江西南昌一護士被劫持，連續發生的惡性襲醫事件，讓醫患關系再度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原本相互依存的雙方，是怎樣的“仇恨”引得患者持刀相向?
近年來，關于醫患關系的討論已經很多了。在選擇性關注極端個案的背景下，輿論一會偏向對醫方極不負責的批判，一會又倒向對患方動輒訴諸武力的譴責，而很少從整個社會的大系統來認知醫患關系。
如果將醫患糾紛放到整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就不難看到個案中的矛盾沖突，與當前的社會結構和心理結構相關。就社會結構而言，收入差距的擴大，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加上“看病貴、看病難”，無疑會加劇醫患之間的總體緊張關系;就心理結構而言，基于人們對公正和秩序的焦慮，尤其是偶發性的個案被放大，向社會傳遞、營造出醫患關系不和諧的負面效應，從而更容易導致一些人在錯誤的判斷下走向極端。就醫患雙方來看，更由于存在著嚴重的專業知識不對稱、信息不對等，加劇了關系的“緊張度”。
正因此，面對這兩個群體的利益沖突，解決方案首先應當著眼于平息怨憤、不滿，促進諒解、合作，構建信任、互利，而不是為更深的結怨或糾紛添柴加火。就此而言，主管部門除了出臺為醫院按比例配備保安的意見，更長遠來說，還應該從構建醫患的信任關系上下功夫。
很多人開出了不同藥方，比如改變以藥養醫制度，比如為醫德建檔，比如確保病人就診時間……應該說，這些藥方不同程度地會促進醫患矛盾的緩解，但都可能無法“藥到病除”。事實上，要從根本上修復醫患關系的裂痕，還應對醫患關系的現狀準確把脈，進而重塑兩個群體之間的信任關系。有媒體調查最新的醫師執業狀況，說是中國78%的醫生不希望子女從醫，看來，醫生這一群體也渴望更多人理解。醫患關系似乎陷入一個難解的困境，雙方都有一肚子苦水，但醫患關系究竟“惡化”到什么程度，是否意味著我們為此類糾紛開通的解決渠道完全失效?在沒有實證調查和統計數據印證的基礎上，僅根據個案而作出判斷或提出對策建議，都可能是輕率或誤導的。
創造更多的溝通機制，對當前醫患信任關系的改善和重塑，可能是劑“惠而不費”的良藥。我們有這樣的生活常識，一位并不專業的大夫，如果能夠認真傾聽病人的訴說，并耐心解釋病理及用藥方案，往往會被患者視作“好醫生”。可惜的是，現在醫生的專業知識在提高，但常忽略與病人之間的溝通，甚至面對病人的知情訴求，以“講了你也不懂”來回應，加劇了醫患關系的裂痕。有醫生表示很懷念非典時期的醫患關系，那時候醫療條件并沒有現在好，但醫患關系卻形同魚水，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危難中的守望相助、并肩戰斗，令雙方增進了溝通信任。
在任何國家，醫患之間都不可能沒有糾紛和沖突。實踐表明，化解這種糾紛和沖突，根本上還依賴于有一套取信于民的訴求表達和糾紛解決機制，將激烈的利益沖突導入理性平和的法治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