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創業和大力發展小微企業，帶來的增長動力，將是未來很長一個時期中的主力。
●創新是國民經濟增長源源不斷的新動力，如果我們能切實落實創新驅動戰略，年將會獲得1.8個左右的增長點。
●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在土地資產衍生和增值的利益上給農民予以合理的分配；在城市中鼓勵創業，大力發展小企業，擴大就業。
●推進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從中尋求新的增長空間和動力。
●不僅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還要轉變宏觀調控方式。
2012年開始，經濟增長出現了下行態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劉世錦等學者認為，7%左右和以下的速度，將成為今后中國經濟增長的常態。但是，中國真正的城市化水平至多有35%，日韓臺在此水平到65%的城市化推進階段，國民經濟處于高速增長狀態，按照國際經驗，中國大陸沒有到低速增長的時候，也不應過早進入低速增長階段。林毅夫等學者則確信，中國8%的速度，還可以增長20年左右，他近期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加大綠色產業和基礎設施等投資。
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力量越來越弱，僅僅依靠加大投資頂替出口衰勢，未免又會重蹈2008年后消費和房價嚴重通貨膨脹的覆轍。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筆者認為，依靠改革、創新，中國經濟還會高速增長20年。
增長困境的深層次癥結究竟在哪里
中國經濟發展目前產能過剩、投資與消費失衡，增長速度失去消費需求拉動力，其癥結在于在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結構中，居民消費乏力。2013年執行中央“八項規定”后公款消費趨冷，而居民消費不能替補，增長速度受一定的影響，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
那么，為什么投資與消費失衡，為什么實際城市化水平只有35%的階段上，會發生許多行業的產能過剩？背后是城鄉居民收入決定的可支付能力和總量。
而從收入分配的流程看，(1)以大資本、大企業、大項目為主的發展方式，前者創造的國民財富主要是大、中資本所得，是稅收，國民收入主要流向了富人和政府；而創業不足，忽視小企業發展，則使創業者和勞動者不能在創造財富的同時分配財富，中等收入人群少，因失業而收入低和貧困的人就多。
(2)城市化不僅是人口從農村農業向城市和非農業轉移，而且也需要土地隨之向城市和非農業再分配。這個過程中，由于規模經營和土地的用途發生變化，土地從農業生產資料，轉變為資產，帶來巨大的衍生和增值利益。日韓臺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其利益在農民、政府、用地商之間得到了合理的分配，相當多的農民得到土地資產的一部分收益后，能用小本創辦小企業，能到城市中購買得起住房。而在中國農民幾乎沒有獲得城市化土地資產增值帶來的利益。
(3)國有工商企業資產和職工雖然從20世紀90年代的5萬億元和8000萬人，變化到2012年高達85萬億元及不到2000萬人，職工占城鎮總就業僅6.3%，城鄉總就業的2.5%。但是，由于資產集中，特別是石油、電信、煙草、電力等行業，集中了大量的資產，創造和收取了巨額的財富，GDP和利潤，主要分配向了政府、企業和少數的國企高管和占就業比例很低的職工。
(4)壟斷性的銀行業，只有幾百萬人從業，其創造的利潤，卻是全國制造業的兩倍。其通過過高的利差從城鄉居民手中集中了一部分財富，而高利率和名目繁多的其他費項，又從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手中集中了一部分財富。其支持大企業，不給創業和小企業貸款，又使創造和分配財富的流動更加偏向大資本和政府。考慮國民收入向國外匯出和其它環節漏出等，非政府非國企非金融部門外95.4%的勞動力、92%的居民，只分配到了GDP的40%，即20.8萬億元左右，其中近7億農村居民只分配得了5萬億元！中國目前研究收入分配的許多學者，并沒有從這個思路，去清晰地揭示國民總收入中居民收入分配比例過低的因果關系。創造決定分配，權利決定資產衍生和增值利益的分配，分配決定收入，收入決定支出，支出決定消費。
這樣一種大資本、大企業、大項目，掠地擴城，國企猛進和銀行高度壟斷，并忽視創業、小微企業和農民利益的發展模式下，小改小革，局部調整，幾乎不可能改變創造和分配財富的流程，增長消費乏力的局面不可能改觀。
新增長點和信心：中國經濟還會高增長
2013年以來，國內學術界在經濟形勢和宏觀政策討論時，幾乎都認為中國經濟進入了低增長階段。國際上也就增速放慢和債務等問題，唱衰中國。我認為，與日韓臺同時期城市化階段相比，中國大陸根本就沒有到一個低速增長的階段，在15到20年的時間里，中國還應當處在高增長的發展時期。對此大勢，筆者認為，應當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不能再在過去傳統的發展模式和體制中兜圈子，在傳統的觀念、戰略、體制和政策中，我們根本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國民經濟新的增長動力和新的增長點。改革開放30多年了，我們需要調整思路，革新觀念，轉變發展模式，推進更深層次的體制改革，出臺更加激活活力的政策，去尋求新的增長動力和增長點。
首先，中國目前和未來最為重要的是，鼓勵全民創業，大力發展小微企業，使廣大人民既創造財富又分配財富，增加中等收入階層，減少失業人群規模，在擴大微小生產能力的同時，讓城鄉居民有收入和支付能力，以購買和消費來平衡大企業的產能，使國民經濟良性增長。從指標上看，中國大陸目前的千人企業擁有水平只為16個，遠低于日韓臺的40多個；大學生畢業三年內創業率不到2%，而發達國家為20%。筆者認為，鼓勵創業和大力發展小微企業，帶來的增長動力，將是未來很長一個時期中的主力。
其次，中國到了創新發力推動經濟增長的時候了。我們有著科技和產業創新的優越條件，對創新驅動戰略應當充滿自信。中國現階段，低成本制造優勢開始減弱，但是我們還有一個低成本創新創造的優勢，并且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也有一個低成本競爭的優勢，這也有一個機遇期。錯失時機，將不再來。縱觀歐美，特別是美國，在歷史上幾次經濟衰退時，都是利用科技創新來拉起速度和創造繁榮。筆者認為，創新是國民經濟增長源源不斷的新動力，如果我們能切實落實創新驅動戰略，年將會獲得1.8個左右的增長點。
再次，積極推進新型城市化，來保證中國經濟再高速增長15到20年。未來，我們處在實際城市化水平35%到70%的發展階段中，這樣一種進程，與日韓臺參照，本身就是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本身就是高增長時期。然而，傳統的掠地擴城、農民分享土地資產利益很少、主要發展大企業的城市化模式，無法實現城市化過程中居民的富裕，無法投資建設與消費的平衡，無法平衡產能過剩。更嚴重的是，將會給中國的未來，造成災難性的經濟和社會后果。除了要向進入城市的農民，即新市民，提供教育、社保等這樣的配套外，筆者認為，比此更重要的是：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在土地資產衍生和增值的利益上給農民予以合理的分配；在城市中鼓勵創業，大力發展小企業，擴大就業。
第四，應當推進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從中尋求新的增長空間和動力。(1)中國出口需要根據國際經濟貿易和秩序格局的新變化，除了繼續在WTO框架中尋求我們的投資和貿易利益外，需要建設單邊(如上海自貿區)、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新機制下，開拓空間。(2)中國對外開放到了今天，我們也需要在走出去和更高層次的出口方面，獲得增長的拉動力。我們不是沒有成熟的技術和產品，我們還有低成本創造和出口的競爭優勢，而我們的投資項目審批、國資管理體制、外匯管理規定，我們國企之間走出去后同行間的競相廝殺，使我們的出口升級步履艱難。(3)應當積極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獲得中國經濟增長在國際投資、貿易、儲備、結算、發行和交易等方面的人民幣效應。
筆者認為，如果將以上四個方面的新增長動力點看準和把握好，則中國經濟未來再以8%左右的速度增長15到20年，完全有科學、客觀和雄厚的推動和拉動力。
獲得新的增長動力需要戰略轉型和推進改革
首先要在發展戰略上進行轉型。從大資本、大項目和大企業以及GDP和地方財政稅收為導向的發展方式和目標，向高度重視創業和小微企業發展，富民為目的轉變；增長動力，從大規模投入資金資源，消耗生態環境，向知識進展和產業創新驅動方式轉變；發展經濟，從政府主導，向人民廣泛參與創業和就業轉變；掠地建城的城市化，向鼓勵創業就業的城市化轉型；傳統的出口中低技術層次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品，向更高層次的自由貿易機制、出口產品升級、主動走出去和爭取人民幣國際效應轉型。
不僅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還要轉變宏觀調控方式。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需要實施促進供給和增加就業的財政政策，給能大量增加就業的小企業減稅清費，降低GDP的宏觀財政收入比例，特別是降低微觀企業的稅費負擔水平。通過這樣有效的財政刺激政策，增加全社會生產和服務的供給水平，平衡需求，同時改善“就業——收入——消費”側的國民經濟運行格局。
需要切實建立科學的地方主要領導政績評價考核體系，以及加大人大政協及公眾對其政績的評價監督力度。考核指標應當淡化GDP和財政收入這樣的項目，增加創業就業、負債率、生態環境等等這樣的指標，并加大其權重。
特別重要的是，需要切實推進阻礙新經濟增長各方面體制的改革。(1)在鼓勵創業和發展小微企業方面，堅決減稅清費，并加大力度；消除行政阻力，放寬創業及小微企業設立的準入；大力發展為創業和小微企業服務的社區小規模銀行。(2)在落實創新驅動戰略方面，在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進行法律和法規及司法實踐的制度安排；大力發展真正的風險投資體系和科技融資銀行；出臺鼓勵研發創新的增值稅抵扣、激勵的個人所得稅率等政策。(3)在讓農民分享城市化的發展利益，實現中國城鄉居民住房夢方面，應當進行改造未利用土地、堅定社會主義土地所有制度、延長使用年期、確立年期產權、各種土地平等入市、以稅代替土地出讓金、對土地利用進行規劃和用途管理等改革。(4)在推進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方面，需要圍繞建設單邊、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機制，堅決進行各方面體制改革；改革妨礙人民幣國際化的有關體制；圍繞出口升級和走出去，改革有關的投資審批、外匯管制、人員往來從業、海關邊檢、國資管理等體制。
實現增長模式的轉型，關鍵是要調整發展戰略思路，轉變宏觀調控方式，在干部考核導向、創業準入和行政審批、財稅金融、土地制度，以及圍繞更高層次對外開放的有關方面進行配套和深入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