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與此同時，中國也面臨一個歷史性的尷尬，作為“加工大國”或“世界工廠”，其自主創新不足。我們必須促進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型，由“加工基地”向“創新高地”轉變。
現階段，中國經濟的內外環境將發生重要的變化和挑戰。就國內來說，主要是中國人口結構的重大變遷和“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由過剩轉為短缺)的到來，以及資源環境矛盾的進一步顯現;就全球來說，主要是全球新技術革命潮流、后金融危機時期的全球化潮流和注重人的自身發展潮流三大潮流。
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遇到的挑戰，首先是勞動力供給結構變化及“人口紅利”的變化所帶來的新情況。“人口紅利”對加工出口的推動效應，將會逐步減弱直至消失。這就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紅利將耗盡，勞動力供給的優勢將不復存在。
另外，中國的環境壓力不斷增大。近年來，主要的污染物排放處于較高水平，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中國是一個人均資源占有量相對缺乏的國家。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傳統的高加工、高出口格局受到資源約束的矛盾進一步凸顯。
目前，中國出口的產品中相當一部分，為高度依賴于原料加工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這種產品出口越多，對能源和資源消耗就越大，由此導致對世界市場的資源依賴越強。這就是為什么近年來不斷發生其他國家與中國之間展開資源之戰(包括“礦石戰”、“石油戰”等)的深層原因。
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也對中國“加工大國”的發展模式提出了新挑戰。
從世界經濟角度來看，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是長期以來歐美等發達國家主導下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失衡的結果。歐美等發達國家意識到，如果想從根本上走出危機，就有必要使世界經濟達到一個新的制衡點。而這種再平衡將對中國的創新帶來嚴峻的挑戰。
其一：未來幾年全球經濟將進入一個相對緩慢的增長期。
其二：主要發達經濟體主權債務問題日益突出，將在較長一個時期內影響到中國的外需環境。
其三：發達經濟體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續下降和消費者“去杠桿化”趨勢日益明顯。這或許是未來幾年對中國外部需求最直接的負向沖擊因素。
其四：國際經濟衰退引發較為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
可見,在新的歷史階段,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際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就必須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全面創新。從這個角度講，創新立國是應對新技術革命、全球化挑戰,并適應當今世界人的發展潮流的戰略舉措。
創新立國戰略作為國家發展戰略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強調的是戰略性、宏觀性和思想性，而不是戰術性、微觀性和技術性。
它的具體內容包括“企業層面創新”，但不限于“企業層面創新”;包括“產業層面創新”，但不限于“產業層面創新”;更包括“國家層面創新”，但也不限于“國家層面創新”。
它是一個涵蓋國家、產業、企業三個層面在內的創新體系。更重要的是，它不僅涉及“技術自主創新”，更涉及“制度創新”問題，主題是“創新立國”，主線是由“加工大國”向“創新大國”轉變。
如果把“創新立國”這一體系比喻成構建一座“大廈”的話，那么，從內在邏輯上說，第一部分相當于大廈的“頂層”，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從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和時代挑戰的高度，提出中國創新立國戰略;第二個層次是從化解加工大國內在矛盾(包括結構性矛盾、體制性矛盾以及政策性扭曲的矛盾)的視角，提出必須由“加工大國”向“創新大國”戰略轉型。
第二部分相當于大廈的“橫梁”，包括三個“橫梁”，重點分析三個層面的創新體系，即國家層面的創新體系、產業層面的創新體系和企業層面的創新體系。
第三部分相當于大廈的
“立柱”，探討創新立國戰略的體制支撐：第一支柱為創新型人才體制支撐、第二支柱為創新型教育體制支撐、第三支柱為知識產權保護體制支撐、第四支柱為邁向“創新大國”的相關配套體制支撐。
至于創新大國之道如何走法，可以簡要概括為四句話：國家——如何由加工大國向創新大國戰略升級?產業——如何抓住全球第三次產業革命的機遇?企業——如何獲取技術和制度創新的雙重紅利?個人——如何使自己成為心靈自由放飛的創新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