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認為，當前中國越來越需要創新，而創新需要個性化的創造和公平的社會環境，以前的模式已經越來越無法適應這種變化。要釋放新的改革紅利，下一步很重要的是推進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給市場主體更大的自由空間。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38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發表了題為《中國經濟增長中期趨勢和應對策略》的主題演講。
“換擋階段”的機遇與挑戰
王一鳴首先表示，中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階段的變化之中，也就是 “換擋階段”。在目前經濟增速放緩的壓力較大的時候，以中期這個視角分析未來三年的經濟走勢、研究一些應對的措施，有利于增強短期政策的針對性，也能更好地把握更長一個時期的經濟走勢。
中國經濟增長這種階段性變化有漸進的特征，有很多可對沖的因素，使得它的變化相比較其它樣本的變化更加的緩和。
第一個因素是中國國內市場拓展空間還很大，內陸地區市場潛力還很大。中等收入群眾在不斷擴大，隨著規模的擴大市場潛力還會不斷釋放出來。
第二，我國創新能力的提升空間也很大。這種提升空間來自于人力資本的投資，對中國人力資本投資的最大的因素是家庭。我們政府教育投入雖然已經達到GDP的4%，但是真正對人力資本投資貢獻最大的還是家庭。我們的大學畢業生一年七百萬，芬蘭人口才五百八十萬人。未來這些人力資本投資一定會轉化成創新的能力，當然需要有相應的制度條件來配合。
第三，經濟增長的回旋空間很大。在沿海地區比較擁擠的企業可以轉到內陸地區。因為它的成本可能更低，比如現在成都、重慶，富士康、人保、微創、戴爾、英特爾都去了。原因是成本低，再加上一套產業配套條件。產品的生命周期會大大拉長。
王一鳴同時表示，未來三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會面臨一些挑戰。
首先是拓展國際市場的難度會大大增加。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領域正在失去比較優勢，現在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的勞動力成本都比我國要低，可能會替代我國原先有競爭力的市場。更大的競爭者還有印度。同時，發達國家也在開始圍堵中國。美國現在在太平洋地區和大西洋地區分別架構了TTP和TTIP兩個自由貿易框架，它談的自由貿易不是原來概念的所謂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它的標準更高，包括企業中立，勞工權益，環保標準，政府采購等等。這是在用一套新的貿易規則倒逼你，約束你。
第二是產能過剩矛盾趨于突出，不僅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新興產業也面臨著過剩壓力。
第三我們中期會面臨的一個挑戰是生產要素的成本還會持續上升。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基本上是不可逆的，只能拿技術進步去對沖它。還有其它的成本也在上漲，包括土地的成本、資源的成本等。
第四是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會進一步凸顯出來。
第五是財政和金融的風險有可能增大。我們在高速增長時期擴大投資，比如2008年以后地方通過融資平臺，大規模擴大技術設施投資，增加負債。這在高速增長時期問題不大，一旦經濟增長速度下降，財政收入增幅大幅度下降，很多資產價格比如土地的價格也開始往下走時，債務和信用的風險就會暴露出來。
應放松管制、激活市場
王一鳴認為，在中期應當樹立起區間的概念。只要經濟增長在區間內，理論上來講就不應該進行過度的干預，而是讓市場去發揮作用。未來的經濟工作的重點應該放在調結構、轉方式上面。在區間以內，只要通脹不突破上限，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不突破下限就不要去過多干預，如果滑出底線再去進行適度干預。
他表示，未來宏觀政策的趨向上應該更加注重供給管理。供給側的最核心的一個要義就是放松管制、激活市場，就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通過強化競爭提高市場效率，倒逼市場的創新，通過市場的創新去創造新的需求。
同時，也要重視需求側層面發生的一些變化。首先是農民工的市民化。我國現在的農民工及其家屬有2億6千萬，這部分人如果轉變生活方式，需求潛力就會釋放出來。現在城鎮居民消費差不多是農村的3.4倍，如果真的像城市居民這樣去生活，他們的消費需求就會擴大三倍多，這是一個巨大的需求增長點。
此外，還應注意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和新興的消費業態。國家現在正鼓勵信息消費，它的成長性很強。目前新的消費業態最為引人關注的是電子商務、網購。它的成長性非常快，差不多每年接近一番的水平。例如馬云的淘寶平臺，去年的銷售額是1萬2千億，他自己說要達到十萬億的規模，這可以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
王一鳴表示，我們現在的潛在增長率正在下降，但是潛在增長率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同樣也可以提高。而提升潛在增長水平的最大動力就是改革。我國的經濟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經歷了三次大的上升，每一次都是和改革直接相關。未來我們的潛在水平下降了，就需要去創造新的改革紅利。
未來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把市場和社會能夠做的事情還給他們。
我們需要創新，創新需要個性化，需要更大的自由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以前的那種模式越來越不適應，需要給市場主體更大的自由空間。
應推進生產要素的市場化
改革下一步很重要的是推進生產要素的市場化。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商品和服務基本實現了市場化，但是我們生產要素沒有完全的市場化，例如土地、資金、勞動力。
首先是土地，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目前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制，不能上市交易，現在我們正在推進的改革，要推進土地的流轉，推進農村產權確權、登記、頒證制度。這樣要素才能流動起來，就可以規模化經營，這樣才能向現代農業發展，所以不流轉很難優化配置。
第二是勞動力市場，一個核心思路是要并軌。涉及到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現在實際上也在推進，中小城市逐步放開，但是放開可能不具有吸引力，很多人不會去。大城市是逐步創造條件放開，特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城市暫住證改成居住證制度，有一個過渡，然后逐步跟戶籍打通，這是不可能一下放開的。有人說戶籍只是一張紙，實際上背后是公共服務。事實上更進一步說，戶籍還關聯中國城市的這種行政管理制度、等級制度。城市是分等級的，越高等級的城市它集中的優質資源越多，比如說最好的大學一定在北京，省里面最好的大學肯定是在省會城市。
第三是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是資金市場。現在利率的市場化正在加快推進，貸款利率我們已經放開了，下一步也許存款利率也會放，首先可能是長期的存款，中長期的，然后放短期的。利率的市場化在推進，當然利率市場化推進還要伴隨著準入制度的變化，怎么能讓民營資本進去。現在準入制度里面最主要是存款的保險制度，因為一旦放寬準入以后銀行充分競爭了，這就意味著有的銀行會破產。現在西方這種狀況多的是，美國經常有銀行破產。銀行一旦破產就意味著你的儲蓄會打水漂，因此一定要有存款保險制度，建立相應的存款保險機構。
要素里面還包括推進社會公平的改革。現在我們說要創造機會公平、規則公平、起點公平的制度環境。這種公平的改革當然也包括經濟領域。我們未來越來越需要創新，一定要有公平的環境，才能最大程度激發每個人的活力。如果一個人靠勤奮靠努力也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誰去奮斗呢？所以說人人都要有夢想成真的機會，人人都要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它的前提條件一定是公平的環境。
最后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簡政放權，現在已經下放了兩百多項審批權。管理流程要變革，以前是前置管理，前置就是審批，現在正逐步向事中和事后管理轉變，向后置轉變。審批既是權力監管也是責任，政府要讓渡權力、承擔更大的責任，讓權力和責任更加對應起來，要加強事中的監管和事后的評估。政府管理里面還涉及財稅體制改革，怎么樣更加透明，稅制怎么進行合理的調整。現在財產收入的比重越來越高，但是我們沒有財產稅。當然改革還要建立跨越部門決策體制，因為自己改自己很難，我們需要一種跨部門的，超越部門利益的決策機制。
王一鳴最后說，改革就意味著要打破一些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如果一開始把所有的利益格局都打破了，受損的人都會站在對立面。怎么樣建立一個新的利益協調機制，能不能用增量代存量，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改革開始也是靠增量，國有企業改不動先改民營企業，城市改不動先改農村，內地改不動先改沿海，沿海改不動先改特區，利益調整同樣是這樣。
我們能不能先從增量開始，建立一種公平的分配機制，然后來倒逼存量的調整，這個同樣需要智慧，改革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
現場問答
問：請教一下，土地改革會給現代農業帶來怎樣的紅利？
王一鳴：現在很難去預測未來會是什么樣，因為現在土地制度改革也是一個試點。現在確實有很多試點，比如做的比較多的像成都、重慶、浙江的嘉興都有大量的實踐。但是對土地改革確實還有很多不同的認識，有的認為會不會威脅到糧食的安全，會不會損壞農民的利益，有各種擔憂。從已經做的改革來看，它肯定是有利于農業的規模化經營。我們去看了一些種糧大戶，從一個家庭來說，可以大到500到1000畝，這不是在東北，而是在江浙一帶。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規模，在這個規模范圍可以不是完全的人工勞動，而是搞一些規模化經營手段了，確實提高了農業的效率。而且它的流轉是要付出成本的，在這方面，浙江模式是：我的地不會直接給一個大戶，直接簽私人合同，因為市場經濟有一個信任關系，一般是給村集體，由村集體去流轉。流轉的收入有多少就看土地的生產力，比如土地產600斤谷子就給你這600斤的當年的收購價，不用種糧食就給你錢。這意味著土地的生產效率必須更高才能把錢掙出來，所以這是倒逼它提高生產效率。農產品的附加值也會越來越高，一定會精耕細作，要不然做不下去。
問：我想問一下關于上海自貿區的問題，您覺得這個實驗區重點是對外開放還是對內改革的，改革的意義多一些還是開放的意義多一些？
王一鳴：上海自貿區具體的內容有幾個是跟以往不太一樣的，我們覺得傳統自貿區主要強調的是自由貿易，上海的自貿區更大程度上是一個改革的綜合試點。現在討論比較多的一個是負面清單管理，實際上是一個項目的準入管理。在負面清單以外的就不需要審批制，只要進行負面清單備案就可以。這個我給它概括叫寬進嚴管，我們大學都是嚴進寬出，高考非常難，進來了就不一樣。項目管理也是這樣，審批很難，審批完了就那樣了。它現在是倒過來的，寬進，但是有嚴格的監管。這樣的管理模式是根本的變革。負面清單管理涉及到法律的抵觸，比如外資法，原來外商投資有很多是要審批的，外商投資法規定的很清楚，多少規模以上要哪一級政府審批。現在要試驗，那么有關的法律就要暫停執行，也可以叫做休克，要不然就違法了。這是未來一個很大的值得關注的內容，也會對政府管理體制有很大的影響。第二個是服務貿易，因為我們原來主要是商品和貨幣貿易，我們有很多保稅區，用鐵絲網圍起來，因為要保稅。服務貿易怎么圍得住？很多交易都是在網上，所以一定要有一個監管平臺，包括資金的結算、金融的服務，肯定跟原來的傳統概念不太一樣。第三個是要可復制可推廣，要對未來的改革有益。你說改革還是開放，我覺得分不開，中國今天開放就是改革，上海自由貿易區它一定是更高層面的開放和改革，它是對外也是對內。
問：您剛才說到下一步改革涉及到財政體制的改革，那么您覺得財政分配方面是不是會做調整？
王一鳴：營改增以后增值稅的比重就提高了，而增值稅是中央地方七五二五分成的，意味著地方的稅收就要減少了。增值稅比重提高了，涉及到相關的收益的調整問題。調整有個技術性的辦法，就是先增后返，保留原有的基數不動。還有一個是系統性的調整，涉及到一些稅制的調整，比如要不要設置財產稅，因為很多國家基層政府最大的收入就是財產稅；消費稅要不要從價內轉為價外，轉為地方稅。不是我們隨便說幾句就可以的，需要嚴肅的決策。
作者簡介
王一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宏觀經濟研究》主編。
曾多次參與國家中長期規劃的前期研究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的起草。主要著作有：《調整和轉型——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中長期規劃研究》、《“十一五”時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重要問題研究》、《知識經濟與中國經濟發展》、《中國區域經濟政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