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來，社會上總有一種現象：只要哪里出了問題，一些“有關專家”就建議開征新稅。比如，看到目前環境惡化，有人提議開征生態環境保護稅、氣候變化稅、能源稅、碳稅、碳排放基金和碳信托交易基金；看到房價高企難抑，有人建議開征物業稅；看到交通擁堵，有人建議開征機動車環境稅、擁堵稅。給人的總體感覺，似乎稅收就是一個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哪里出了問題，新稅一征，藥到病除。
說到這里，筆者不由得想起了偽養生食療專家張悟本。在他所著的暢銷書《把吃出來的病吃回去》中，大肆宣揚“綠豆治百病大法”，并引發市場綠豆漲價，其食療理念隨后遭到質疑。其實，張悟本所宣揚的無所不能的綠豆，實際上就是某些專家開口必談的稅收。如此看來，“包治百病”的思維在很多行業都是相通的，不僅流行于醫療、保健行業，在經濟領域也大有市場。基于此，張悟本式的稅收專家在提針對某些問題的政策建議時，“稅字當頭”也就不難理解了。
毋庸置疑，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杠桿，稅收在經濟領域的確發揮著非常重要的調節作用，但這些調節作用必定是有限的，其作用不能被無限放大。在很多時候，稅收政策還要跟土地政策、金融政策、財政政策等其他政策措施配合使用，方能奏效。夸大稅收的作用，鼓吹“稅收萬能論”，貽害無窮。正如人有病不治只吃綠豆，不僅會延誤最佳治療時機，而且會引發新的病痛一樣，社會在某些方面出了問題不能夠及時“確診”，及時“用藥”，同樣會把一個小問題變為大問題，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更大的障礙。
近幾年來，“稅收痛感”被越來越多的提及。從實踐看，某些領域稅負過重，社會公共服務達不到納稅人的要求或預期，財政支出不透明等，都是造成納稅人“稅收痛感”增加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一些專家動不動就建議開征新稅，加之不明就里的媒體大肆宣傳，會給納稅人一種錯覺：政府目前的財政收入已經很多了，但似乎又總是在想方設法增加稅收，“稅收痛感”也會因此增加。但是實際上，很多加稅的思路都是某些專家一廂情愿的想法，政府根本就沒有著手開展過相關的討論或調研，更沒有開征某些新稅種的具體計劃。張悟本式的稅收專家們在媒體上煞有介事地爭論一番，最后草草收場了事。
美國經濟學家尼克爾·V·艾姆斯曾經說，征稅權是最大的權力，是整個國家建筑之根基。它對一個國家的存在和繁榮的重要性，就像我們人類呼吸空氣一樣。它不僅僅是毀滅的力量，也是保持活力的力量。也正是因為如此，稅權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有人明確提出“稅權即政權”的觀點。這些觀點都說明，征稅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一個新的稅種征不征，向誰征，征多少，征稅后的效果怎么樣，都應該有一個深入的調查研究，決不能僅憑理論層面的論證就輕易下結論，更不能信口開河。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在全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當下，調查研究更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網上調查的方式似乎很受歡迎。一些專家學者在闡述自己關于加稅的建議時，往往會引用網上調查的數據說話。作為調查的重要方式，筆者并不排斥網上調查，但是反對將網上調查的結論作為唯一的施政依據。原因很簡單，稅收作為一個專業的知識領域，并不是所有公眾都能夠深入了解每個調查問題的深刻內涵和外延，也不是所有公眾都能夠準確地評估一個加稅的稅收政策所產生的直接杠桿效應和一系列潛在的連鎖反應。基于這樣的一個前提，把網上民意調查結論作為唯一的施政依據，實際上會陷入一個“民意征詢陷阱”，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警惕。
因此，筆者建議有關專家和機構，基于對納稅人、對公眾、對社會和國家負責的態度，今后就加稅的意見征求民意時，應該首先對每個問題的內涵、外延以及可能產生的后果作出科學、合理的解釋，然后再發布到網上，征求網民的意見。征求完網民的意見后，還應利用統計學的知識，對取得的統計結論作出進一步的分析，特別是要剔除無效的數據后，才能將網上的調查結論作為有效的結論來對待。與此同時，考慮到網民的意見并不能代表所有公眾的意見，在調查研究時，有關專家和機構應該深入到與新增稅種直接相關的納稅人中去，到廠房、工地、農村、社區去，拿出接足地氣、沒有水分和科學合理的數據后再說話。
同時，應該進一步完善民意表達機制，暢通民意表達通道。特別是對于關系廣大納稅人切身利益的新稅種，應該建立開征前征詢、開征中聽證、開征后評價并定期完善的制度，確保新開征稅種利益相關人的充分參與，而不是僅憑專家的意見作出決定。
當前，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且面臨著日益復雜的國際和國內形勢。如此巨大的經濟體量和嚴峻形勢，在制定包括稅收政策在內的所有經濟政策時，需要統籌考慮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需要有更加長遠的戰略眼光和更加務實的科學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