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阿里巴巴集團赴港上市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大家關注的核心問題在于，阿里巴巴集團堅持采用特有的合伙人制度赴港上市，但香港交易所的上市規則和保障體制卻無法在短期內承載這一模式。直到近期雙方強硬的各自表態，顯示這樁“姻緣”難以如愿。但是，基于內外多種原因，相比滬深A股與美國股市而言，香港仍是阿里相對較優的上市選擇。
正如所謂的“立場不同導致觀點不同”，無論是批評馬云希望通過合伙人制度來長期控制企業，還是希望香港交易所考慮通過規則與制度創新，來既恪守投資者保護原則，又能抓住新興互聯網企業的發展機遇，似乎都有其自身的道理。但以筆者的觀察，在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與港交所“同股同權”規則間的摩擦與碰撞的背后，更多還是體現了多方面的文化沖突。
首先，是東西方之間商業和資本文化的差異。比較來看，中概股從去年以來在美國遭遇的困境，除了少數涉及誠信問題之外，多數還是面臨文化方面的“水土不服”。諸如規則明確而可持續穩定、充分而透明，是很多國內企業難以真正做到的。從公開信息里看到的阿里巴巴集團現有的合伙人制度，似乎與紐交所和納斯達克的機制仍有差異，也就是缺少對合伙人權利的進一步量化。正如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中提到，中國傳統社會一直缺乏“數目字管理”的思路，東方文化基本特點就是凡事“模糊化”處理，而西方文化則相對追求“看得見、看得清”。處于中間地帶并承襲了英國法律制度的中國香港更明了這一點，因此面對大股東機會主義行為常見的內地以及亞洲資本文化沖擊，不敢輕易放棄原則。所以阿里企業控制權只是表面現象，背后則是這種東西商業文化的沖突。阿里文化是“西式外衣”里的東方文化，即便符合了內地市場演變與消費多樣化的大勢，在海外也會遇到挑戰。文化的沖突，沒有根本性對錯，也不可能彼此壓倒，最終只能走向某種盡量使多數人滿意的妥協。
其次，是互聯網文化與傳統文化的差異。傳統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講求人治下的秩序，互聯網文化則從根本上動搖了這一基礎。西方國家進入消費社會之后，文明的特點就是消解權威，走向大眾化，互聯網文化吻合了這一點，并不能掀起太大浪花。而在我國，則面臨更復雜的新舊沖突。一方面互聯網文化要挑戰傳統，另一方面在缺乏市民社會支撐的前提下，所謂追求開放性的新文化，卻不得不只能用新權威來維持。阿里巴巴正是這種商業文化的縮影，面對限定的歷史條件，馬云追求的“新商業文明”，短期內仍難以依靠通用規則，只能更多依靠人治，用另一種權威或控制來實現。企業家多數都是功利主義者，馬云的特立獨行恰在于他增添了自己的理想主義，因此構造出多元化與排他性并存的矛盾型阿里企業文化。在以成敗論英雄的時代，這也是一種有效的企業文化競爭模式。
再者，是現代企業文化與資本文化的矛盾。隨著現代金融業的迅速發展，金融資本一度控制了產業資本，成為商業游戲的主角。但隨著全球資本市場的擴張和一體化，大企業股權日益分散，管理層影響力上升又日益凸顯。阿里合伙人作為創始人、管理者和小股東的三重身份，更應看成是企業文化的代表，既希望引入資本支持，又擔心大資本扭曲了所堅持的文化與發展道路，自然就陷入了糾結。在現代西方經濟體，產業格局相對穩定，可IPO的好企業越來越少，工業化早期和互聯網騰飛期涌現的、企業創始人與資本的糾葛也越來越少，管理層與股東的博弈成為常態。但處于動感十足的中國經濟，資本的短期行為更易給企業帶來負面沖擊，在阿里巴巴集團的高層，也更有些早期歐美創業者對企業的“父愛主義”情結。這里同樣有東西方差異。追溯阿里與雅虎曾有的矛盾，其實是直接擺到臺面的利益問題，而在軟銀之所以“力挺”阿里，應該是孫正義這位東方企業巨頭能更深刻地把準阿里的文化之脈，或許雙方有更多臺下沖突和博弈在里面。
最后，是商業效率文化與公平文化間的沖突。應該看到，在相對穩定的市場體系下，消費者和資本對企業的影響早已形成了穩定格局。而在飛速走向消費主導模式的我國，企業抓住客戶、抓住消費者，才能在將來的殘酷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因此在衡量客戶與投資者時，才有馬云所言的客戶第一。當然，大資本仍然有較高話語權，所以容易受傷的還是多數小投資者。在走向公眾上市公司的過程中，這是阿里真正需要面臨的考量，即如何能使多數小股東獲得穩定回報，這也是各國傳統和新興產業巨頭能夠“基業長青”根本原因。
阿里上市事件，為開放條件下我國的商業和金融文化演變提供了一個很有價值的研究范例。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適度妥協和包容，平淡而中庸的“第三條道路”也往往被最終證明為經濟社會發展路徑的較優選擇。魚和熊掌從來難以兼得，或許在香港股市多些規則創新、阿里少點自身文化“執念”的情況下，最終會有一個令雙方都可接受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