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政客們為政府停擺、債務上限而鬧得不可開交，美國經濟復蘇勢頭也不明朗之時，諾貝爾經濟學獎被頒給三位美國經濟學家，顯得有些意味深長。
有意思的是，這三個人的學術觀點幾乎毫無交集——漢森研究的領域是計量經濟學，法瑪相信市場的作用，席勒則認為市場并不那么有效，像投資人的情緒等外在因素都可能對投資行為和市場效果產生作用。
觀察家們認為，諾貝爾獎授予這三個人，并非基于他們的研究對全球經濟具有現實的指導作用，也不是他們的理論能夠在“后危機”時代給全球經濟指明方向，而是體現了評委會客觀的態度，即面對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以及后危機時代的亂象與茫然，誰也給不出一種有效的經濟學應對之策，只能給出多元的選項，將諾獎頒給三個立場不同的經濟學家。這種頒獎，看似很保險，實則隱喻當下各經濟體和經濟學界的集體焦慮。
這并不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次被頒給意見不同的經濟學家。在1974年，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和繆達爾就立場各異，前者堅決反對計劃經濟，堅信市場更具效率;后者則強調政府的積極干預，才能避免市場無序和失控。
在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全球經濟體制下，無論是市場放任還是干預過度，都會帶來嚴重的問題。華爾街金融危機，是金融產品過度泛濫所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則是歐元區統一市場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窮國追求富國高福利而不得不靠政府債務度日的矛盾所致。痛定思痛之下，歐盟不得不在2012年初簽署歐盟新財政緊縮公約，要求各成員國將財政紀律納入立法，并且對各成員國具有永久的法律強制效應。應對全球經濟危機而生的G20峰會體制，最初也是集中火力批評美國政府干預不力，讓金融市場失控。
隨著美歐日等老牌市場經濟強國相繼陷入危機泥潭，如何拿捏準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的度成為經濟學界關注的焦點。傳統大國德國和新型強國中國，在后危機時代成為市場與監管適度平衡的兩個典型，因為平衡的經濟政策確保了兩國經濟發展的穩定性。
由此可見，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雖然研究領域越來越精細化，但其理論根基依然是兩個方面：市場自由與行政干預。從美歐市場的危機教訓和中國面臨的發展瓶頸，均說明了一個市場鐵律：任何經濟體都是市場開放與政府監管的統一體，走極端往往是危機的根源，而尋常市場與監管的中道平衡，方是維持宏觀經濟穩健發展的重要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美歐市場“盛產”具有前瞻性的經濟學家，不管是各流派鼻祖還是工匠型經濟學家，這兩大市場富有的活力如經濟成就和市場創新等都是無可比擬的。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花落美國并不稀奇，該獎項并不能給現實的經濟危機提供靈藥，只不過是折射現實經濟的鏡像而已。經濟學由理論到實踐，那是政府治理的責任。
在全球化時代，不存在市場和監管孰優孰劣的二元抉擇，而在于全球市場的深度融合與公平競爭，各經濟體之間相互借鑒，以求共贏才是破解危機之道。但由于各經濟體發展的不平衡，國與國之間基于本國利益最大化的自利性選擇，再加上政治因素的滋擾，全球經濟復蘇的步伐被南轅北轍的
“損人利己”負能量給阻滯了。
當此時三個立場不同的美國經濟學家共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耀，和美國政府兩黨惡斗帶來的政府停擺和債務危機就更充滿了諷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