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已完成草案，并進入征求意見階段，最終方案有望不久公布，而集體土地流轉、稅制改革、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等長效機制的具體環節已經在穩步推進。但是，由于近幾個月多地房價快速上漲，從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以及主管部門的政策表態來看，預計現有的以限購、限貸為核心的調控體系還要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而且，針對部分城市房價上漲過快、上漲預期高漲、輿論壓力較大的現實，不排除未來強化既有政策或出臺新的更嚴厲政策的可能性，長效機制的替代進程可能將放緩。
但是，從近期經濟指標看，以補庫存為驅動力的一波增長勢頭可能將放緩，而且“去無效產能”提速的情況下，未來經濟增長勢頭的可持續性難言樂觀，而房地產投資對維持固定資產投資和地方稅收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因此，新的、更嚴厲的政策出臺的空間非常小。但問題是，現有的以限購和限貸為核心的行政性干預措施，即使不考慮其對市場的扭曲，單看其抑制不合理需求(投資投機、超前消費等)上，與2011年的效率相比已經大大衰減。近期，需求的爆棚和“房貸荒”并沒有弱化需求，這已經證明限購和限貸正在趨向于效果急劇衰退之途。因此，策略性的選擇是完善現有政策，提高政策執行的效率，并向長效機制漸進過渡。
策略性選擇的方向之一就是完善供應政策，特別是要實現保障性安居工程項目的規模型供應，并加大分配監管和項目配套的公共服務設施的供給力度。2010年提出的“十二五”36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設任務已經過去了大半，若將2010年開工建設的590萬套保障房及2010年以前開工的項目考慮進來，近年來的供應規模應該是非常大的。但是，目前在需求集中的大城市，投入供應的保障房仍停留在零零碎碎的少量項目上，達不到與需求相適應的規模化供應，原因在于地方的積極性不夠、濫竽充數、資金短缺、配套不到位和分配上的尋租行為等。未來，對于在建及規劃建設的保障房項目，一要加快建設進程;二要實現優質的公共服務設施同步跟進(商品房項目也要重視公共服務配套的同步跟進);三要強化監管，包括避免拿公務員、事業單位或國有企業的集資房來濫竽充數，還要避免分配環節的尋租行為繼續上演;四要改變保障模式，由直接建設向貨幣補貼模式為主轉變。理由是，一方面政府直接建設的周期長、政府建設效率損耗，另一方面中低收入人群集中在大城市，這些人群的住房需求千差萬別，直接建設對于需求的契合度較低、低效供應很普遍，同時城市土地供應有限，直接建設空間很小。
策略性選擇的方向之二就是完善差別化的稅收信貸政策。在稅收政策方面，房產稅試點改革要進入深化階段，遺產稅開征要進入破冰階段，并同步推進住房信息系統建設，以助推兩項政策的實施。目前，需要調控的城市主要是人口集中、住房供求矛盾大、外來新移民住房需求呼聲高的一、二線城市。一方面，這些城市的空間布局已經定格，新增土地供應小且處于城市邊緣，保障性住房建設在規模、空間和品質上都無法與商品住房等量齊觀，房價上漲無法抑制;另一方面，這些城市住房資源占有差距大，以住房為主的財產性收入差距是拉大收入差距的罪魁禍首，住房需求呼聲更多地反映人們對財產性收入不公的訴求(而不僅僅是住房困難問題)。因此，在這些城市，調控應當著眼于如何釋放存量住房資源，一方面可以增加有效的住房供應，另一方面可以縮小財產性收入差距，平抑調控的呼聲。目前，房產稅深化和遺產稅破冰主要障礙就是產權和信息障礙。產權是短期內無法攻克的體制性難題，但一味地囿于產權困境而無視房地產在拉大收入差距、公共資源占有差距，以及對于社會穩定的負面影響是教條的、狹隘的。在個人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無法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多占公共資源的情況下，房產稅和遺產稅完全可以在提高免征點的情況下，巧妙地回避產權的問題，而集中解決住房供應短缺和收入差距問題。當然，住房信息系統建設的推進將不斷完善政策執行的效力。信貸政策方面，要限制非合理需求對公共信貸資源的占用。
策略性選擇的方向之三就是土地出讓金完全納入預算內管理，降低地方政府推動房價上漲的內在激勵。在地方政府眼里，土地出讓金一方面可以通過撬動銀行貸款，以項目開發形式(房地產、園區、會展中心等)成倍拉動固定資產投資;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基建項目招投標實現政府官員自身的利益。這種模式的低效率特征，決定了在后續項目維護、貸款償還、公共服務配套、稅收指標等方面的支出要依賴土地，這就必須要給市場一個明確的信號，即房價不僅不會跌，還會繼續上漲。因此，規范土地出讓金的用途，將其納入預算內管理，投向已建成區域內的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這樣既可以改善城市消費環境，又能拉動經濟增長，還能有效分流住房需求。由于優質的公共資源多分布在中心區，住房需求也主要集中在此，不同區域房價相差巨大，比如廣州市中心區房價已經達到每方米2萬元以上，而外圍增城、從化和花都的房價只有6-7千元，差距在3-4倍，深圳、北京和上海也類似。更重要的是，土地出讓金完全納入預算內管理，會降低地方政府有意維持房價上升的動機，調控政策執行的效率也會提升。
上述三個方面的策略性選擇一方面堅持和完善現有的政策，提高調控的效率，另一方面也為漸進向長效機制轉變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