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雖然獲獎者完全在意料之中，但又覺得這次名單組合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我覺得這次諾獎評委正在走向一個更務實的價值觀引領的評價體系。某種意義上而言，它給今天越來越重視經濟學內在邏輯研究的中國決策部門，提供了一個分析金融市場問題所需要的較為完整的研究工具。
眾所周知，現代金融學的泰斗，芝加哥學派的杰出代表尤金-法瑪，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已經在資產價格的定價機制中，確立了類似“牛頓定律”那樣重要的“有效市場假說”。它直白地告訴我們：如果你想要讓市場公平交易，達到資源配置的高效率，你只要讓影響資產價格的所有信息公布于眾，而且，市場制度體系的完善能夠充分確保人們對于信息所作出的迅速反應，那么，你會發現，任何人想要戰勝市場拿到比別人更多的收益是不可能的。即使發生了這樣的令人歡樂的情況，也只不過是你一時的運氣。所以，對于決策者而言，要確保這樣一個完美的市場環境能夠維持下去，政府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建立一個完善的信息披露體系。最多通過投資者教育讓他們都能夠理解披露的信息是怎樣影響資產價格的內在機制，或者通過投資者利益的保護機制和引進專業化投資團隊(代理人)參與，來確保理性的資產選擇能夠主宰金融市場。
雖然，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人們開始擔心法瑪會永遠錯過獲得諾獎的機會，但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目光投向研究市場預測能力問題，并通過嚴謹的學術模型，對美國歷史上有代表性的資產泡沫和危機以及2007年樓市泡沫做過深入分析的羅伯特希勒身上。它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新凱恩斯學派的代表人物。在危機時代，大家覺得他獲得諾獎無可厚非，但是一而再落空，而這次真得是眾望所歸。中國讀者已經非常熟悉它的《非理性繁榮》、《動物精神》、《金融新秩序》等科普性的專著，充分理解他所揭示的“市場失敗”現象的存在和形成的理由，因為他用股息等因子成功預測到了一個長周期的股價變化趨勢，他還建立了一個有效的樓市泡沫的預警指數，并成功的運用了行為金融學的理論，從一個全新的視角，揭示了市場失敗的原因在于投資者“非理性行為”所致這一更重要的內在邏輯，從而進一步補充了市場微觀結構理論所描述的“信息不對稱”原因，對市場存在“不公平”的“超常收益”現象的解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強化科學的事前“預警機制”和事中的監督體系以及事后的監管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彼得漢森的學術貢獻，可能讀者較為生疏，頗有我們所謂的“學院派”代表的范式。他用其卓越的數學能力和經濟學的洞察力，做出了兩個非同尋常的貢獻：一是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中，資產價格動態變化規律究竟呈現出怎樣的特征？它的分析方法開拓了資產定價研究的新方向。二是古典經濟學中所闡述的實體經濟和金融部門的“兩分法”，在今天行為人是異質性的環境中和金融現象是“模糊狀態”的時候，兩分法的認識是站不住腳的。他從另一方面，支持了希勒等新凱恩斯學派的觀點，同時也用他的理論進一步強化了經濟波動和金融風險互為影響的動態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講，監管部門要充分認識到由此產生的系統性風險危害不小。
最后，我感到這次諾獎獲得者的組合非常耐人尋味：其一，瑞典評委更加走向務實的價值觀態度，也就是新凱恩斯學派和新古典經濟學派可能在金融問題上并不是勢不兩立，而是很好的形成了互補的關系。尤其是各自角度所能提出的政策建議更能使操作層面走向一個完美的結果。其二，從學理上，將這三者的結合，能夠把金融學（尤其是最有代表的資產定價問題的）內在豐富的邏輯連貫起來，使得大家對紛繁復雜的金融現象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其三，這三個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視角給金融管理的政府決策者，提供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