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在創造了持續三十多年較高速增長的奇跡之后，正步入增長速度放緩、更需要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新階段。這越來越成為國內外各界的共識。但是，當現實經濟增長出現高低快慢時，卻又往往出現各種不同聲音，有的甚至錯誤解讀，影響或干擾施政決策。
經濟增幅波動總體穩中有升
雖然我國今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7.7%，第二季度增速7.6%，6月底金融部門也出現過短暫的市場流動性緊缺風波，但總體上看，今年經濟開局穩中有進，市場預期也是平穩有信心的。
但是，對中國經濟增長小幅放緩，各界都釋放出大量信息，各種解讀“版本”紛至沓來。一時間，認為中國即將發生金融、經濟危機的悲觀論調，也不乏其人。
國內外各界所以對今年一、二季度低于去年GDP增長7.8%的速度高度關注，有的作了過度解讀，主要是因為，人們曾一度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去年末已探底，開始步入企穩回升態勢，尤其是去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速已經高于第二、三季度(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51932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7.8%。一季度同比增長8.1%，二季度增長7.6%，三季度增長7.4%，四季度增長7.9%)，各界都普遍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速總體上應保持去年回升態勢，至少不會低于去年的增速。
然而，從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速看，去年第四季度經濟回升態勢剛剛探頭就跌了回去，而且從發電量、工業增加值、消費增速、外貿出口等具體數據看，也都明顯有所趨緩。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3、4、5、6月份都下降，工業企業虧損面已上升到20.7%，財政收入增長也大幅下降。
問題還在于，今年上半年我國的貨幣增速、信貸規模卻仍在擴張之中。2013年6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達到105.45萬億元，同比增長14%(超過今年13%的控制目標)。貨幣信貸存量也處于持續高位狀態。應該說，總體上貨幣供應仍處于比較寬松狀態。但是，在貨幣供應、信貸規模和社會融資明顯擴大的背景下，非但沒有產生多少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反而實體經濟仍處低迷疲軟狀況，甚至還短暫出現了銀行間貨幣市場流動性高度緊張和資本市場大幅跌落的不正常現象。
經過國家近二個月來適時的宏觀調控，我國經濟7、8月份又回暖上升，發展走勢趨強。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速度，由6月的8.9%升到7月的9.7%，8月又再攀至10.4%。1-8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合農戶)262578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0.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由6月的13.3%升到8月的13.4%。在6月份出口降3.1%，進口降0.7%的情況下，7月份進出口增長迅速升至7.8%，8月份進出口總值2.18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1%。8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06.12萬億元，同比增長14.7%，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2個和1.2個百分點。
速度高低要看是否優化高效
鑒于國內經濟的波動，國內外又有不少預測，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趨勢作出較為客觀的樂觀判斷，對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充滿信心。但也出現了一些過于樂觀的論點。比如，有的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空間廣闊，潛力巨大，前景喜人，完全有可能支撐中高速甚至延續以往的高速增長。這主張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在導向上仍然提倡高速度的唯GDP主義，以及無視我國經濟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和未來發展的基本走勢，那是不負責任的。用于指導經濟宏觀調控政策，必將帶來不良后果。在我國目前經濟結構、行政體制和干部思想觀念條件下，可以說要經濟增長升易下難，喜快憂慢。甚至不少地方領導口上講不以GDP論英雄，但實際上行的還是投資為主、增長數字第一。當然，更根本的在于，我國目前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是粗放式增長，是增長質量效益低，是資源劣配錯配嚴重，是結構效能差，而不是增長速度。一定的增長速度是加快結構調整的基礎和有利條件，但忽視甚至犧牲結構優化調整而去追求速度“保增長”，那就會本末倒置，貽誤長遠。事實上，我們現階段需要、也是最難決斷的，是以短期速度換質量、換結構、換長遠，需要凝聚共識、痛下狠心，哪怕可能犧牲一時的增長速度，去贏得長期向好發展的實效。
毫無疑問，我們不能簡單地斷定經濟增長速度是低好還是高好，一切要看增長速度是否建立在國民經濟整體結構是否均衡合理、是否優化高效基礎上。如果均衡合理、優化高效基礎上的，則增長速度快比慢好。當然，這還要考慮當前與未來中長期發展走勢相結合。對今天中國經濟發展來說，重要的在于，既要保持經濟相應的增長速度，更應著力追求扎扎實實的、沒有水分的、有質量有效益的經濟增長。
我們要說的是：對我國經濟發展千萬不應該把重心過多地盯在增長速度上，而應該更多地把著力點放在轉型升級、優化結構、提質增效上。中國經濟發展正開始步入應減少刺激政策而通過更大力度地提升結構調整來注入增長動力的新階段；經濟增速波動的容忍度也應隨之提高，適度減速和小幅波動今后將可能成為“常態”；從過去較高速增長逐步轉入中速增長，恰恰意味著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轉型發展過渡期，難免要經歷“拐點性”、“換擋性”的“陣痛”。
中國將經歷的“拐點性陣痛”
中國經濟不太可能會發生金融和經濟危機，但各種風險是存在的，中國經濟在“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轉變過程中，難免要經歷一個“拐點性陣痛期”。所以，我們對中國未來經濟走勢持冷靜的樂觀態度。
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真的到了一個“轉型換擋”的“歷史拐點”。
我們的確需要付出短期“陣痛”去換取長期的向好發展。說短期“陣痛”，意味著要在未來若干年內犧牲一些增長速度，以調理好“筋骨”;這個“陣痛”不應過短過長，更不應“急風暴雨”式的“休克療法”，但也不應該不痛不癢、不溫不火的“慢性調理”。因為，中國目前經濟發展的“轉型換擋”的“拐點性陣痛”，既是周期性的，又是結構性的，確實需要“壯士斷腕”、“刮骨療傷”。中國經濟既不應該過急的“硬著陸”，也不應該過慢的“軟著陸”，而應該是“斷腕式”的“穩著陸”。
我們認為，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的“拐點性陣痛”，主要有：
1、經濟增長速度趨緩的“陣痛”。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創造了年均經濟增速近10%的奇跡。從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和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來看，盡管中國仍有極大的發展動力和條件，但總體上已開始進入增長趨緩的中速發展階段。未來中國經濟增長7%左右甚至更低一些，可能是一種常態。對此，我們應持尊重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態度，以平常心去看待。這種增速利大于弊，長遠是好事，千萬不要去人為推高增速。
2、經濟結構轉型的“陣痛”。中國經濟依靠低成本、高投入、大出口推動發展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已難以為繼。一、二、三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消費需求結構、勞動力就業結構、城鄉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社會階層結構以及國內外市場結構等等，正處于迫切需要轉型升級階段，尤其是大面積的產能過剩、投資過剩，都充分反映出我國經濟結構需要大的調整。
3、后發優勢弱化的“陣痛”。也就是經營收益薄利化的“陣痛”。由于中國早已告別短缺經濟時代而進入結構性過剩;勞動力、生態環境、土地、資金、社會保障等發展成本越來越高;多數行業投入產出效益遞減;引進模仿吸收國際市場的科技、經營、管理、人才的低成本階段也已告一段落等等，使得中國經濟發展的后發優勢和低成本時代行將結束。發達國家實施再工業化戰略，更加嚴格控制高技術出口，一些中高端制造企業回流發達國家，使我國引進高端技術發揮后發優勢空間更為縮小，我國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提升的難度也加大。我們將日趨面臨企業經營和社會經濟運行成本大為增加而利率水平則下滑的“陣痛”。當前中國實體經濟低迷、企業投資和經營實體積極性不高，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其日趨下降的利潤。
4、盤活貨幣資源的“陣痛”。現在及今后二、三年，中國經濟面臨的又一個更為明顯的“拐點”，就是改變以往過多依賴“以貨幣保增長”的模式。根據央行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8月末，中國廣義貨幣M2余額已高達106.12萬億元。我國貨幣供應總量和信貸存量都處于高位，從宏觀來看，如果經濟增速同比放緩或市場流動性緊張，并不是由貨幣供應量造成，而是資金錯配和使用效率低下造成的。如果再繼續像以往那樣貨幣供應“開閘放水”，整個中國經濟將有可能被貨幣之水大面積“稀釋”。中國的確到了應該摒棄“以貨幣保增長”、“以信貸保增長”的舊模式的時候了。目前中國貨幣總量和信貸及融資總量，不僅高居世界之巔，而且已遠遠超出正常的供給水平，也就是說超出了經濟增長正常的需求水平。問題的根本，不是沒錢，而是錢錯配了地方。因此，適應并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升級的需要，作為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總開關”的貨幣政策，重心應向控制總量、用好增量、盤活存量、優化金融資源配置轉變，而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我們必然要經歷“陣痛”代價。
5、消化政府債務風險的“陣痛”。有資料表明，在現代國家里，資產債務性風險是常態性存在的。但倘若債務越過占GDP總量60%的警戒線標準(國際通行)，風險就開始形成并加大。到目前，中國政府性債務大致有四個10萬億元，即中央政府國債余額近10萬億(2012/77566億)左右，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5萬億左右，政府國際外債到年底約6萬多億，鐵路交通等國企債務約10萬億。以此來計算，政府的顯性債務大約占GDP的80%左右了，已經超過政府債務安全閾值60%以上。如果還考慮到“隱性負債”，這個比率肯定還要更高。還有，如果按整個社會債務率來計算，即企業+家庭+政府債務與GDP的比例，那要超過200%了。顯然，這個比例的風險應該說已經比較高了，而且現在的政府性債務還在繼續增長中。因此，未來一個時期，我們不得不面臨一個償還政府性債務的高峰期。要消化這些債務以及過去幾年大規模政府性、低效益、高負債投資的后遺癥，我們同樣不得不付出“陣痛”代價。
6、深化改革的“陣痛”。未來一個時期的改革，既要調理消化過去經濟社會發展積累的矛盾，尤其是由政府性大劑量刺激經濟增長而延后的結構性問題，又要調理消化過去幾十年來改革開放實踐中積累的“疲勞性”和“利益格局”。現在和未來的改革開放當然有“紅利”，但已不太可能像過去那樣靠“放開”就能“放出大紅利”了;今后的改革開放也不可能是“大面積”的、原則性的“體制安排”;同樣也不太可能僅僅是“增量型”改革的。這也就是說，今后的改革開放將會是深度性的、行業性的，尤其是利益結構調整性的。改革開放中的“存量”或“增量”的利益調整，都會帶來長期“紅利”的同時，也難免會產生短期的“磨合陣痛”。
7、國際市場擠壓加大的“陣痛”。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大、人民幣和中國資本的國際化步伐加快、發達國家經濟的再平衡、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以貨幣超發和國際金融秩序變革為主要標志的“貨幣戰爭”的持續“發酵”等等，不但使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低價產品的“紅利”日趨弱化，而且將使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面臨更多的新挑戰，受國際市場擠壓更為明顯，國際競爭壓力也會更大。這也是我們所要面臨的“陣痛”。
8、加大宏觀調控政策帶來的“陣痛”。基于上述國內外發展環境，我們認為，未來若干年內，中國經濟在保持7%左右增速的前提下，為使中國經濟更科學健康、協調有效發展，國家應相對密集、相對系統、相對有力地出臺較多的改革開放、宏觀調控的政策舉措。這些舉措的出臺和實施，必然要對不少市場主體和企業產生這樣那樣的“陣痛”。
中國經濟要實現“轉型升級、提質增效”，是必然要經歷一個“陣痛期”。對此，我們要有充分和必要的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