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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副總統拜登2013年7月27日在新加坡演講時公開宣稱“美國回來了”。但美國信用評級巨頭穆迪公司調研部、穆迪分析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奧巴馬政府顧問、美國眾多經濟復蘇政策的參與人馬克?贊迪所說的“美國回來了”，卻不是對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附和，而是說美國已經從金融危機的泥潭中走出，實現經濟強勁復蘇，經濟發展“回來”了。
5年前，金融危機讓美國遭受重創；5年后，美國經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發展，就業在增加，房價日趨穩定，股價日漸回升，負債下降，競爭力飆升。這一切，是怎么實現的？又給了我們怎樣的啟示？
在他的新著《美國回來了》一書中，贊迪用一系列的數據對比，讓我們在驚訝中相信美國經濟確實回來了。金融危機爆發，吞噬了82萬個就業崗位，隨之而來的裁員潮又蒸發了875萬個工作崗位，失業率每月以0.5%的速度上漲，很快滑入了兩位數的泥潭。隨著房價下滑，價值縮水了1/3強，美國人的平均“負資產”達到5萬美元，1000多萬家庭房易其主，1億多張信用卡爆卡作廢。股價受到重創，最低時甚至被腰斬一半，除去通脹因素后人均資產凈值被打回1990年代中期水平。伴隨而來的是，仇富愈演愈烈，“占領華爾街”運動舉世矚目，美國國庫券信用率先降級，政治風險和公共債務負擔攀升，讓美國主權信用也被降級……
如今的美國經濟，房價企穩回升，各行業、各地區的就業機會恢復如前，各家金融機構都鞏固了基礎，雖然股市與美元匯率依然波動頻繁，但整體上走出一波強勁升值，連破歷史紀錄，美聯儲也已經開始討論終結QE的問題了。更主要的是，美國經濟復蘇動力強勁，消費和投資貢獻巨大，只是還不太強勁的貿易以及政府支出稍拖了后腿。贊迪對此似乎一點也不擔心，因他認為“美國工商業大幅降低了成本架構，成就了半個世紀以來空前的全球競爭”。
贊迪以《美國回來了》一書，引領人們回顧了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及其余波的來龍去脈，并對包括總統、國會、財政部、美聯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在內的一系列政府機構如何梳理世情和美國國情、在金融危機后經濟災難中所作出的一系列非同尋常的應對決策、決策執行的情況，從救市、財政刺激方案、美聯儲的零利率到《多德—弗蘭克法案》金融監管改革等，進行了客觀的描述和深入淺出的評估，讀者在了解美國做了什么、為什么這么做以及至今為止收效如何的過程中，對美國經濟的回來之路也就一目了然了。
一是及時的財政刺激。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推出了約為GDP10%的財政刺激；2009年2月通過的《復蘇法案》又包含了一攬子近8000億美元的4年計劃方案；美聯儲還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購買了以萬億美元計的國庫券和政府擔保次債；如果加上國會創建的7000億美元的援助資金，數字確實是天文般的。財政刺激維護了金融體系的穩定，遏制了經濟的自由落體，為掉頭回升打下了堅實基礎。
二是強大的政府信用。贊迪在書中最引以為傲的是美國政府的強大信用，他在書中直言：“多年來美國政府一直是經濟的堅強后盾，而人們常常無視現實，正是這種無知和偏見助長了形形色色的大放厥詞。”正是政府擔保30年期固定利率的抵押按揭貸款，才真正讓房價觸底反彈；正是政府對金融機構、企業的援助，為日后制造業的復蘇立下了汗馬功勞；正是政府的不離不棄，堅定了人們創業和投資的決心……
三是持續推進的“能源獨立”。過去幾十年里，美國貫徹“開源、節流、調結構，提能力”的能源政策，“能源獨立”趨勢日益明顯，不僅持續地促進了美國就業、家庭收入、政府收入的增長，也夯實了美國能源安全的基礎，相對低位的油氣價格帶動了美國制造業等實體經濟的復興。
四是“再工業化”推進制造業復興。金融危機使美國各個階層充分認識到制造業復興的重大意義，專門推出《美國制造業振興法案》，在新技術、日益改善的基礎設施、完整產業鏈的支持下，制造業正加速向美國“回流”，不僅包括福特、卡特彼勒、通用電氣這樣的大型美國企業，也有聯想、東芝和空客等國外企業，占GDP的比重逐漸回升。波士頓咨詢公司更預測，到2020年前，美國每年可以從歐洲、日本和中國等出口大國，奪取700億～1150億美元的制造業出口額。
中美國情不一樣，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既有共性，也必然會有差異。美國經濟看得見的“回來”之路，對我們無疑是有借鑒意義的，但我們更應該看到中美相似政策背后的差異，看到美國經濟“回來”之路背后的實質性影響因素，把握趨勢，未雨綢繆。
一是消費是經濟可持續發展最可靠的基石。同是天文數字的財政刺激，中國主要用于投資，而美國2/3用于臨時性擴大消費，1/3用于減免稅收。中國短期之內造就了“風景這邊獨好”但后勁不足，美國短期之內見效甚慢卻確立了長期利好。
二是所有刺激政策都應有退出規劃。贊迪強調：“所有刺激政策的宗旨都只是終結蕭條、帶動復蘇，而非為長遠發展開創局面；判斷刺激手段的優劣，不僅要看危機時的有效性，而且要看退出后的平穩性。”美國金融危機后通過大量刺激政策，都有完整的博弈計劃和退出方案，而這，正是我國經濟刺激政策所缺乏的，我國往往“開弓沒有回頭箭”，只能在路徑依賴下不斷加碼。
三是創新能力。美國這一輪制造業復蘇，表明勞動力成本在制造業決策中的重要性越來越低，機器人技術的使用、廉價的能源、產品制造和技術研發相互依賴，是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如果中國不能在科技創新力、高技能人才培養上突破，“中國制造”的未來之路極有可能不妙。
四是不可沉湎于金融業的表面繁榮。從當年不可一世的荷蘭到曾經日不落的英國，都因為沉湎于金融業的表面繁榮而忽視了實體經濟的發展，最終都從顯赫的高點又回歸于平平的起點。而我國目前正有過度放大金融本身價值的不良趨向，美國加強金融監管、推進制造業振興，無疑是對我們的及時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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