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備受關注的全國城鎮化工作會議召開在即，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改革再次成為核心議題。據報道，因為農民市民化和土地財產權利掛鉤，在重慶、成都等地的戶籍改革試點中，出現了不少“逆城市化”現象。一些農民工不愿意要城市的戶口，甚至很多原有城市戶籍的人口，希望換成農村戶籍，以分得田地，享受城鎮化帶來的紅利。（《經濟參考報》9月24日）
簡單地講一些農民工不愿要城市戶口，其實并不準確。這些農民工既希望擁有城市戶口，也希望能保留鄉下土地，不要城市戶口只是魚與熊掌不能兼得下的無奈選擇。這里對應的，就是城市化的融入成本問題。
農民工融入城市，與原住市民不同。一個市民，如果長久生活在一座城市，總會有一點積累。而一個農民工在融入城市之前，他以及他的上一代或幾代人是屬于農村的，他們一輩子甚至幾輩子的努力全留在農村。在城鄉倒掛的背景下，他們在農村的那點積累，基本可以忽略不計。而且他們還沒有什么保障，難以應對未來的風險。就拿房子來說，絕大多數城里人總有容身之處，可農民工來到城市之初一無所有，連房子也沒有，他們融入城市需要成本。
不久前，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經濟學家辜勝阻曾對湖北省六個三線城市進行調研，他認為農民工市民化有六項成本，包括隨遷子女教育成本、醫療保障成本、養老保險成本、民政部門的其他社會保障支出、社會管理費用和保障性住房支出。有測算稱，一個典型農民工市民化(包括相應的撫養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共約8萬元左右。這里肯定沒有算上住房成本。當下，連一般城市長住居民買一套房都很吃力，農民工融入城市的住房問題，顯然更為棘手。
農民工融入城市，其原始積累從何而來？幸運的是，隨著城鎮化的推進，隨著農村改革的進一步放開，他們有了獲得財產收入的可能。過去，農民承包的土地，要么自營要么拋荒，而現在則有了進行資產運作的可能。隨著土地股份合作特別是家庭農場的破冰，農村土地逐漸走向集中經營。對于一些農民來說，他們雖然人在城里，但鄉下土地可以租給他人，自己可以從中獲取租金收入。按照現在的行情，在江蘇，每畝地租金少則幾百元多則上千元，這部分收入一定程度上貼補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
推進城市化的一大阻力就是融入成本，不解決它就很難有大規模農民融入城市。而目前出現的土地財產收入，雖然并不能完全解決融入成本問題，但畢竟有所助益。如果在城市化過程中，尊重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讓農民獲得土地紅利，應該就不會出現農民不要城市戶口的問題。這也是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所主張的，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土地確權要先行一步。
城市化的過程，是農民融入城市的過程，這種融入應該是溫情的而不是悲情的，是讓農民工做富農民而不是做窮農民。重視融入成本，讓農民帶著“第一桶金”進城，這才是真正的城市化，才是最容易得到認可的城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