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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對外投資”作為一項官方的政策，已經執行了若干年了。在外匯充裕的背景下，這成了一種新的時髦。曾經聲譽卓著、只被國人頂禮膜拜的那些外國公司，正在被國際投資銀行一個個地篩選，然后再被推薦給財大氣粗的中國企業作為并購的候選目標。對外并購金額正在迅速地增長，一些令人吃驚的交易已經發生。這可真是一件叫國人“揚眉吐氣”的事情。正如有些人所感嘆的：多少年前，這種事連想都不敢想啊！
然而，業已發生的交易尚不很多，而失敗的案例卻已經不少。在各大企業競相“走出去”的時候，戰敗回國的隊伍卻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筆者以為，其中的問題首先在于，“鼓勵對外投資”這個政策是需要質疑的。正如一些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的，為了平衡國際收支，應當進一步加大進口的力度。應當考慮多多撤除進口壁壘，加大進口國外的初級產品（例如糧食、油氣和礦產品）。在我國企業普遍缺乏國際商務經驗的背景下，對外投資應當先以財務型、債權型、策略型、小規模和學習型的投資形式為主。直接并購外國大型公司的做法過于激進了，其中充斥著巨大的風險。尤其是那些人員、技術、知識和經驗密集的工業類與服務類企業，在現階段應當盡量回避。考慮到語言、習慣、心理和文化上的重大差異，筆者更進一步認為，中國企業應當把重點放在對外采購生產要素（包括雇傭外國專家）而不是對企業的整體并購上。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開辦企業，中國公司都應立足于自主管理，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來組織生產要素，而不應簡單地仰賴外國人現成的管理體系。如果樂觀地以為這些非經濟的因素可以輕易突破，中國的政府和企業必將犯下嚴重的錯誤，最終將會招致巨大的損失。
在一般情況下，對外并購項目的可行性大都不能成立。那種企圖在獲得控制權后把工廠搬遷至中國或者利用被收購企業現有的營銷網絡推銷中國產品的設想都是天真幼稚的。西方國家的法律嚴謹而又復雜，遠非一般中國企業家可以想象。這方面的知識也絕非任何人短期內可以習得，更談不上運用自如了。在中方企業缺乏必要的知識、經驗和判斷力的情況下，跨國交易也就變成了國際投資銀行與律師事務所的盛宴。它們不僅賺著高昂的服務費，而且中方客戶只能對它們言聽計從。這可能就是中方企業在已經發生的若干交易中出價過高的原因之一。
外國企業控制權的轉移大都附帶著明確的或隱含的條件，其目的就是為了保障當地的就業，并防止新股東濫用其各種有形或無形的資產。因此，中方的新股東一旦上位，往往不僅難以把所收購的企業拿來為我所用，反而變成了“活雷鋒”，要向被收購企業提供包括資金在內的各項支持。被收購企業變成了甩不掉的包袱，不僅不能用來配合中國國內的業務，反而迫使國內業務收縮，以便集中資金確保境外公司的生存。由于這個緣故，TCL集團與聯想集團在過去幾年中都經歷了“驚鴻一刻”，差點兒全軍覆沒。無錫尚德的折戟沉沙則直接起因于與海外并購有關的錯誤操作。
另有一些國內企業則企圖通過收購財務狀況比較良好的外國公司（例如美國國際集團旗下的“國際金融租賃公司”，ILFC）來獲得投資收益。可是，不可忽視的是，一旦中國企業成為控股股東，被收購的外國公司里的核心員工就開始另謀高就，客戶也就開始流失。這種情況已經發生在聯想集團收購IBM公司PC部門的過程中。這并不是一種歧視，也不表明中國企業不應該保持自信，原因是人們不大相信中國投資者會成長得如此迅速，以致眼下就可以在國際商務活動中扮演領導性的角色。如果外國人多持這種看法，那么中方收購者最終也就很難獲益。
企業既是物質資產的組合體，也是人際關系、知識與思想的聚合體。從后一種意義上來看待企業，則我國企業的價值、水平和能力都還差得很遠。因此，如果一定要搞一些跨國兼并，筆者的建議是，應當把注意力盡可能地集中在資源型的、或者其管理任務相對簡單的標的企業身上，并且預期的投資利益要足夠大。收益率達到正常投資標準是遠遠不夠的，一定要有超高的預期收益，以便其中的一部分可以提取出來用于彌補各種額外的、難以預見的開支。當然，這樣的機會必定是很少的，因此也就更不應該輕率地行動了。
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中信證券對里昂證券的收購非常值得懷疑。這筆交易不僅估價過高，而且戰略利益不夠明顯。國內的券商長期處于法治不健全的環境中，連自由的股票發行都未曾經歷過，又如何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縱橫捭闔”呢？證券公司的管理是如此的復雜，中方股東如何對之進行有效的監督、約束和激勵？又如何在不付出額外代價的情況下留任其核心員工？如何確保公司在持續運作的基礎上再上一層樓？對于這些問題，筆者都看不出明顯的答案。
國企的對外并購目前有“完成政治任務”的味道。千千萬萬企業辛苦掙來的外匯，就這樣被慷慨地“歸還”回去了。這是輕率的、考慮不周的政策所迫使的。這種政策是前幾年泡沫經濟高漲時我國政商兩界信心爆棚的一種反應，其中包含著自高自大和急于求成的心理，還或多或少地包含著“要當外國人老板”的虛榮心。筆者認為，目前的勢頭是危險的，跨國并購正在成為低效投資與國有資產流失（甚至貪腐）的新渠道。國企的管理者們可以借此機會盡情地出國游玩，大筆地擴張開支，順便也可以在洋人面前再揮灑一下“股東權力”。當然，國際商務經驗的獲得也是少不了的，不過，假如用這樣的方式來鍛煉隊伍，代價也就太大了。
最后，我們還要評論一下吉利汽車對瑞典沃爾沃公司的收購。根據以上分析，這筆收購的必要性照樣應予存疑。可是，它卻一反常態地獲得了資本市場的追捧，其奧妙何在呢？最近，筆者終于得到了答案：國家于上個月正式批復沃爾沃公司在國內開設由其全資附屬的整車生產工廠。這意味著沃爾沃公司享受到了其他任何外國汽車公司所未曾享受過的特殊待遇。沃爾沃公司以其前沿的技術加上中國的成本，必將在國內市場上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如果汽車產業政策繼續維持現狀，無論合資汽車公司還是國內汽車公司，將無人能與之競爭（至少在短期內）。我們不能怪罪李書福先生，我們還必須佩服他的智慧。他這種“鉆政策空子”的方式再次凸顯出了汽車產業管制政策的荒謬性。還是回到上期的話題：但愿以此為契機，撤除各種不合理的管制，使得國內外企業之間達成自由、平等、開放的競爭，則汽車產業幸甚，中國經濟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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