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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意間，滬深股市IPO已暫停十個月了。近來，市場上出現了一些批評之聲，說滬深股市行政干預太多，用行政手段對IPO關關停停不可取，同時對去年底至今年上半年開展的對擬上市公司專項財務檢查也頗有微詞，認為這也不是市場化的做法，公司優劣理應由市場去挑選，呼吁管理部門放權不戀權。
去年10月管理層暫停IPO，直接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出現了萬福生科這樣在上市之前嚴重造假的公司，同時還出現了一批上市當年業績巨幅下滑甚至虧損的公司，對投資人打擊巨大，市場反應極其強烈。這促使管理層最終下定決心清理在排隊過會的公司。另一個原因是大盤重心不斷下移，交投清淡，大批資本抽離，呼吁給予市場休養生息時間的救市之聲不絕于耳。
對于要不要救市，在股市低迷之時要不要施以援手，在我國向來存在著激烈爭論。一種意見認為，在市場出現危機或在行情十分低迷的情況下理該果斷出臺救市措施。另一種意見認為，股市無需救，也救不了，且成熟股市是沒有救市一說的。對這兩種意見，美國次貸引發了全球危機后，美國政府和美聯儲推出量化寬松政策的做法給出了回答，證明了后一種意見并不符合事實。股市和經濟連為一體，救市就是救經濟，救經濟也是救市。前證監會主席周正慶回憶說，他在訪美時曾當面問過格林斯潘如何調控金融。格林斯潘回答，他隨時都在監控股市行情，如果行情過熱，反映出經濟過熱，那么就會考慮提高利率；如果股市過冷或低迷，就會考慮降低利率。格老這番話，意味著即使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危機，也要時時注意股市變化，依據股市的過冷過熱隨時出臺相應的調控政策。至少借鑒美國的經驗，在股市低迷時，采取一些必要的穩定市場的措施并無不可，而在經濟和股市面臨嚴重危機時重拳出擊，高調救市也屬必然。
那么財務專項檢查要不要呢？當社會上一種問題帶有普遍性、爆發性，成為社會突出問題時，實行專項行動就十分必要。股市自然也不例外，現在市場上對什么是行政干預，什么是市場化爭論不休。十八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現在我們更強調簡政放權，但這并不意味著放松政府這只手。市場化是把市場可以解決的問題交給市場去處理，以最大限度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但市場之外的政府發展調控經濟手段，還有計劃管理、法律法規、財政稅收、行政執法等多種。所以，實行財務檢查并非行政干預，而是行使政府管理部門的職責。顯然，當上市公司、中介機構造假行為集中爆發，情形惡劣，有可能摧毀投資人的信心時，對擬上市公司來一次財務專項檢查就非常必要。
只是，在強調暫停IPO的合理性和實行財務檢查的必要性的時候，筆者以為，我們也應留心其可能的負面作用。比如，若IPO暫停的時間過長，會影響市場的融資功能。滬深股市長年低迷，與我國經濟增長中長期將呈下降趨勢有關，與一些大盤權重股處于產能過剩行業而盈利下滑有關，更與市場流動性和外圍環境有關，單靠暫停IPO，并不就能讓股市脫離低迷。在暫停IPO十個月后，滬綜指仍在2100點上下徘徊。所以，筆者認為，暫停IPO這樣的舉措，今后應慎用、少用、短用。
再比如，對財務專項檢查取得的經驗應內化為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內化為對發行人和中介機構素質的治理，以此全方位提高發行人、中介機構的誠信意識、社會責任感和職業道德操守。假如不從這些方面下工夫，則極有可能檢查一過，一切又都故態復萌。
還有，財務檢查使我們更加看清了一個問題：財務指標乃上市標準的核心指標，從幾個月內居然逼退了近300家公司的記錄可知，這次抓財務檢查抓到了牛鼻子。這為那些主張降低甚至不設上市財務指標、也不用審查的人，提供了一個反證。公司上市非但要設財務指標，而且標準還應就高不就低。
還有報道說，IPO遲遲不能恢復，是因為發行新辦法在征求意見時收到了許多重大建議，相關部門正在研究如何采納這些意見，包括市值配售、儲架發行等。如果報道屬實，那說明管理層和市場之間對一些問題沒有達成共識。今后應有意識地引導討論發行中的一些問題。如今后審核以信息披露為核心，那什么樣的信息披露才算完全充分？如何探索多樣化的發行方式，可不可以取消詢價定價，交由全體投資者直接申購定價？如何弱化發行人的上市沖動和多融資欲望？怎樣化解新股總會在二級市場爆炒的所謂炒新情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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