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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漲價收益歸公的理由何在》(《證券時報》2013年8月23日)一文中，筆者分析了“地不可永賣”與土地漲價收益歸公兩者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認為，土地漲價收益歸公與房產保有環節和交易環節合宜性稅收制度安排之間，后者以前者為依據，前者以后者為實現形式。本文擬就土地漲價收益歸公的實現形式也即稅收制度安排問題談點個人的看法。
稅收工具：土地漲價收益歸公的合意性實現形式。
政府預算實踐表明，在政府組織收入所使用過的所有方法和手段中，稅收工具無疑是其中最公正、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這是由稅收的性質和特征所決定的。同樣，作為政府收入重要組成部分的土地漲價收益，其最合意的實現形式當然也莫過于稅收工具。科學適時適度運用稅收工具，通過稅收再分配過程，調節土地“增值”收益，最終達到讓該“歸公”的土地漲價收益部分或全部“歸公”的目的。
至今仍有不少學者認為，對房產征稅的基礎應是附著房產的土地是私有的，我國土地所有權屬于國家，私人只享有有限的使用權，不享有完全的產權也即排他性的私有土地產權，所以對其征稅缺乏法理基礎。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國家征稅權憑借的是政治權力，體現的是國家意志，與財產所有權制度無關。政府征稅不受任何產權歸屬關系的限制。
在美國，對于聯邦、州和地方政府自有的一部分國有土地，與所謂的私有土地一樣也要依法納稅。在新加坡，對于使用權出售期間的國有土地，連同附著于該土地上的建筑物,也要依法納稅。
個人所得稅：房產交易環節土地漲價收益歸公的稅收制度安排。
根據國際慣例，在土地漲價收益歸公的稅收制度安排上，應將重點放在房產交易和房產保有兩個環節上（房產開發建造階段除外）。在房產交易環節，一般將主力稅種設置為不動產交易增值稅（我國為個人所得稅）單一稅種；而在房產保有環節，則將主力稅種設置為房產稅和土地稅復合稅種。
我國現行稅收制度規定，房產交易適用個人所得稅制“財產轉讓所得”稅目，“以轉讓財產的收入額減除財產原值和合理費用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按照20%的固定比例稅率計算繳納個人所得稅。征收該稅種，對于遏制投資、投機行為，回歸居住屬性，以及激勵和引導房產持有者創新、創業和進行生產性投資活動具有重要意義。不過，目前的稅率明顯定得過低，難以擔當起土地漲價收益歸公的重任。為此，應根據國際慣例和我國現階段的國情特點，可考慮將該稅率提高至70%左右的適當位置。在世界稅收發展史上，當一個國家或地區在處于城市化加速發展并伴隨有房地產過熱現象的特殊歷史時期，均采用了較高的稅率，個別國家或地區甚至還出現過80%以上的高稅率。目前韓國實際執行的稅率仍高達60%。
這里的一個問題是，交易環節的稅收與保有環節已征收的稅收是否存在重復征稅問題？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在確認交易環節的“應納稅所得額”時，已將保有環節的稅收作為其“合理費用”被“減除”掉了。即使在規定不能作為可減除的“合理費用”的情況下，市場交易機制的作用也可確保市場出清——交易價格（市場估值）自動剔除“重復征稅”因素。
房產稅和土地稅：房產保有環節土地漲價收益歸公的稅收制度安排。
在房產保有環節，土地漲價收益歸公的重任由房產稅和土地稅（我國稱城鎮土地使用稅）共同擔當。
以房產保有環節房產現值或租金收入為計稅依據設計房產稅制，能夠體現效率公平、稅收彈性和量能負擔原則，對于規范房地產市場交易行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具有很強的調節功能。尤其是在稅制結構優化、貧富差距調節、地稅主體培育和市場房價“維穩”方面，房產稅更是厥功至偉，功不可沒。我國積極推進開征房產稅擴圍改革的初衷和根本目的也在于此。
這里的一個問題是，房產稅和土地稅是否存在功能重疊問題？回答顯然是肯定的。這也是部分學者主張將房產稅和土地稅歸并為統一的房地產稅的依據之所在。我不贊成這種做法，原因很簡單，因為兩稅的計稅依據和計稅方法各不相同，因而所產生的經濟社會效應也就大相徑庭。問題的關鍵是，兩者間是否存在功能互補以及互補的作用有多大。土地稅在促進集約、節約用地，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率方面所具有的獨特功能——與房產稅功能互補——決定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這也是實行兩稅并存的國家雖然不多，但實行者一定具有城市化快速發展、土地資源匱乏和人地矛盾突出等共同特征的真正原因。從國際稅收實踐來看，凡是歷史上曾經實行過兩稅并存制度的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現過類似的情形，我國當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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