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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交易費用理論”最先試驗的場所，就是我國的改革開放，即通過引入市場交易構建“市場+政府”的雙軌制，降低計劃經濟下形成的“超級國家公司”的巨額“組織成本”，探索政府的最優規模。科斯經濟學的社會成本理論，則是我國市場化改革的理論基礎。而科斯堅持“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是對我國學界最大的啟示。
周一去世的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奠基人、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教授，多年來關注、研究中國的經濟改革，但卻始終沒來過中國。下月的中國之行原本已排上了他的日程，現在成了永遠的遺憾。
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北京論壇上，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W?Fogel)指出，一個不好的制度給社會帶來的損失遠大于一場大的自然災害。對于一直深處改革進程、改革未竟之力已然漫長、重啟改革議程如此緊迫的中國來說，相信改革的親歷者、推進者不僅認同這一觀點，而且感同身受。若說有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框架在描述并影響這項宏偉的工程，推進中國的改革并衡量改革推進的效率，毫無疑問，那就是對中國經濟變革和發展研究到細致入微的科斯及“科斯經濟學”。誠如張五常、吳敬璉等學者所言，科斯對于中國的影響遠遠大于其他國家，中國是其理論最受益的國度。
科斯通過對“現實世界”的觀察，將“交易費用”、“社會成本”引入西方經濟學分析框架中。為了節約“交易費用”產生了企業，但企業有“組織成本”，且企業越大“組織成本”越大，甚至超過市場競爭下的“交易費用”，兩者的權衡便是企業的邊界。周其仁教授在2010年為慶祝科斯百年壽辰而舉辦的《科斯與中國》研討會上說，科斯耳熟能詳的“交易費用理論”最先試驗的場所，就是鄧小平領導的我國改革開放，即通過引入市場交易構建“市場+政府”的雙軌制，激發個人、家庭、基層組織和地方的積極性，并把企業家協調和價格機制協調一并請回到中國，以降低完全計劃經濟下“超級國家公司”巨額的“組織成本”，探索政府最優規模。
科斯經濟學的另一大支柱——社會成本，則是中國上一輪市場化改革合理性和繼續深化改革（或稱重啟改革）必要性的理論基礎。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提出，市場機制下會產生環境污染等生產者不考慮，但會增加社會成本（廠商成本+外部成本）的外部性，解決外部性的方法不是傳統認為的對廠商征稅，因為這可能會導致廠商損失大于外部成本，應當尋找社會總收益最大化的方法。在中國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中，盡管存在環境和資源破壞、勞動者權益保障缺失等外部性，但總體而言，上一輪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盡快脫離“一窮二白”，增加社會總收益，使絕大多數人受益。
在很多學者看來，上世紀70年代末開啟的中國改革開放，其所取得的成績是“科斯經濟學”的勝利。而科斯本人在今年1月出版的《變革中國》一書中也毫不吝嗇地用了大量的溢美之辭來形容中國市場經濟的變革之路，諸如“非凡動人的故事”、“偉大”之類的措辭。但是，中國后續的改革卻讓老人失望，用他的話來講就是“似乎略顯粗糙”、“仍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比如，他以“沒有產品的生產”來批評中國生產者還處于代工地位，沒有自己的品牌，也談到了政府的干預和壟斷國有企業的弊病。這些觀點不算新鮮，但如果將此觀點與《變革中國》一書中講到的“中國成功不在于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而是底層改革和政府間的競爭”，以及2012年在專欄文章中提出“重建思想自由市場的競爭，促進活躍的思想和信息交流，真正實現鄧小平‘解放思想’”聯系起來，足見科斯教授對中國問題認識之深刻。
進入21世紀，以信息科技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新科技和新產品創新的主戰場，信息技術創新的最大源泉來自人的主觀能動性，即個體思想自由和利益均衡機制驅動的高質量的智力暢想活動，前提就是人的身心自由和利益均衡。我國的市場化改革是“釋放個體自由”的改革，經濟和社會的進步事實上是個體從無法流動的“螺絲釘”到自由流動所釋放出的主觀能動性所推動的，即科斯教授所說的“邊緣革命”。但近年來這種主觀能動性的釋放出現了停滯甚至衰竭的危險。片面追求發展速度和規模，形成了社會普遍存在的短期化傾向，如普遍倚重通過資本運作、資源或行業壟斷、行政介入等非市場化手段來控制資源，獲得短期收益，而通過基礎科學的長期研發以實現科技和生產環節的重大突破，來獲得長期的、穩定的、影響深遠的增值收益的踏實科研風氣漸行漸遠，這就是為何科斯教授提出“中國大學需要獨立、自治”的原因。
而科斯教授提出的“社會總收益最大化的最佳路徑是界定當事者的合法權利”論點，更是為我國繼續深化改革（或稱重啟改革）提供了充要性的理論基礎，這也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中的核心內容：只要交易成本為零，那么初始的合法權利或產權的分配與資源配置的效率無關。弦外之音是，倘若市場交易成本不為零（現實情況也是如此），那么產權的初始界定就會對資源配置的效率進而對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本質上，“科斯定理”中所講的“合理地界定產權或權利”是我國重啟改革議程框架的關鍵。因為，本輪改革之所以被稱為“進入攻堅階段”、“深水區”，就是因為改革重點領域——土地、國有企業、要素等均因產權無法合理界定而舉步維艱。
除此之外，筆者還想補充的是，科斯堅持“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反對不從實踐出發的“黑板經濟學”是對我國學界及政界的最大啟示。中國改革的每個難題既無樣本可參考，也無法完全遵從“市場化便萬事大吉”。但現實中，理論界還沒有徹底改變“看到別人好就推崇市場化”的思維模式。現實是，不是市場化了就能解決所有問題，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便是前車之鑒。近期，鐵路開啟了市場化改革，但問題一大堆。正像科斯通過不懈地觀察市場才看到了交易成本一樣，中國的理論界、智囊團也要從“真實世界去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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