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至25日召開的全球央行杰克遜霍爾年會，盡管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意外缺席，但美聯儲退出債券購買的計劃依然受到熱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眼下退出的時機尚未成熟。筆者認為，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全球央行持續寬松貨幣政策終將要退出，但是，還需正視它會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的風險。
盡管市場對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QE）預期增強，但在美國國內，對美聯儲退出QE的時間及其規模的爭論已經達到白熱化地步。
首先是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哈爾8月23日在美國杰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開幕詞中指出，美國經濟當前面臨的最大風險因素，就是美聯儲在不恰當的時機過早地開始收緊政策措施。其次是上周末圣路易斯州聯儲主席布拉德再度重申，美聯儲決策者無需在9月開會時急于削減QE規模。他表示，當前情勢下沒有必要匆忙行事。而與之相對，此前同為鴿派陣營的亞特蘭大聯儲主席洛克哈則對縮減QE開放立場，他表示若現在至下個月的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可以持續”且未表現出經濟將偏離軌道，則其將支持美聯儲在9月縮減資產購買規模。粗略統計，從8月份美聯儲眾多官員言論來看，支持美聯儲9月開始縮減量化寬松規模的官員已占相當比例。而相比前兩種觀點，美國西北大學教授Arvind
Krishnamurthy的觀點就要客觀公正得多。他的論文《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傳導》嘗試回答一個問題，即怎么最好地管理退出，特別是什么證券將要被購買，什么證券不應該被購買。最終，Arvind羅列了其支持的美聯儲QE“最優”退出順序：一是停止購買美國國債；二是出售美國國債投資組合；三是出售較舊的MBS證券；四是停止新的MBS證券購買。
就在美國政要和學者還在為QE設置近景的當口，海外熱錢回流美國給新興市場帶來恐慌，使得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大幅下挫，股市和匯市也因此大幅走弱。上周，泰銖匯率下跌至2010年8月以來最低，印度盧比匯率創出歷史新低，印尼盾暴跌至4年來新低，與此同時，拉美幣種也爭先恐后地相繼跳水。無奈之下，據悉印度有意把2009年向IMF買入的200噸黃金，在國際市場“租出”，以換取多達230億美元頭寸，藉此增強捍衛盧比的能力。看此情景，新興市場爆發貨幣危機的可能性在增大。
自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歐發達國家央行為拯救經濟而啟動非常規貨幣政策。之后，資產價格上漲和資本外流新興市場增大。從數據看，向新興市場的累計凈流入的資金自2008年起增長1.1萬億美元，較預測的長期結構性趨勢足足多出4700億美元。在好幾個國家，企業杠桿率和外匯敞口也有所增加。一些國家如巴西、加拿大、中國、韓國和泰國的房地產價格高漲。中國、墨西哥和俄羅斯的股票價格反彈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巴西、中國、韓國和土耳其的信貸迅速擴張。但最近，以上情況卻發生了逆轉。未來一段時間，新興市場仍會在退出QE預期的陰影下飽受痛苦和煎熬。不僅如此，隨著世界各國央行收回極度寬松的政策，全球金融穩定性將面臨風險，因為新興市場缺乏能夠預防大規模資本外流的防御機制。
在全球經濟立足未穩的環境下，全球央行寬松貨幣政策不應急流勇退，而應當分步平滑轉向。當前，最明智的做法要數前瞻性貨幣政策了。目前，在全球經濟和金融正在步入復蘇的當口，各國央行行長們又拿出了“前瞻性貨幣政策指引”這個新式武器。與其他政策相比，前瞻性貨幣政策指引具備攻守兼備的能力，其貨幣調控效力以及對各國經濟的指導作用還是非常大的。
就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與其被動受美聯儲的政策牽制，不如主動出擊，盡早改變這種窘況。毫無疑問，自由經濟及對美的依賴，令新興經濟體實現了史無前例的繁榮，但獨立、各國完整的工業體系也受到嚴重侵蝕，固化在國際分工“微笑曲線”的低端，致使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緩慢，地區發展失衡加速，兩極分化加劇，有些國家甚至還面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因此，新的形勢下，新興市場經濟體擺脫對美的經濟依賴就越發顯得重要。這里最具有戰略性的舉措就是盡快扭轉近期印度、巴西等金磚國家的經濟與貨幣走勢惡化的局面。更重要的戰略舉措是，要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讓中國的人民幣提早加入特別提款權（SDR）。上周在新興市場股市和匯市大幅走弱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卻仍然相對平穩，充分說明國際經濟環境復雜多變情況下國際資本對中國經濟前景還是比較看好，自然也就維持人民幣堅挺。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在日前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人民幣在東亞作為主要參考貨幣的影響度已經超過美元。那么，下一步，中國還應穩步推出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操作方案，進一步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增加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融資以及人民幣境外交易等，通過這些路徑進一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盡快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以此形成和增強國際貨幣間的競爭格局，從而逐步擺脫美元的約束并最終擺脫對美聯儲包括QE在內的所有政策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