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相互直接投資已成當今國際投資市場上不可忽視的重要現象。據聯合國貿發會議《2013年世界投資報告》，去年，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歷史性地首次超過了發達國家和地區，達7030億美元，占當年全球直接投資流量1.35萬億美元的52%；其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則達到4260億美元，占全世界31%。亞洲新興市場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成就最為卓著，占2012年新興市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四分之三；中國從上年的世界第六大對外直接投資母國上升為第三，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然而，勞資沖突也正成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相互直接投資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而薪酬又是這類勞資沖突的最大誘因，即使一些頗受國際資本市場青睞的熱門新興市場也不例外。
越南堪稱工潮高發國。據《華爾街日報》援引的越南官方統計表明，2008年一季度發生罷工300次左右，比上年同期的103次高幾乎兩倍。盡管越南新《勞動法》規定，工人如非法離開工作崗位，很有可能要向雇主賠償損失，罷工事件總體上仍有增無減，不少在越外資企業深陷罷工困境，臺資企業遭遇罷工最多。如2010年4月2日，位于同奈省（Dong
Nai）的臺資企業寶成皮鞋工廠（Pou
Chen）就發生上萬名工人參加的罷工抗議，要求假日上班應加工資和加發獎金；罷工工人甚至向不參加罷工的同事丟擲蝦醬和豬血。不可忽視的是，TCL等大陸企業的越南分廠就設在同一省份。越南紡織業工會統計數據顯示，在一些待遇較好的大型紡織企業，工人變動比例為15%至20%，一些中小企業工人變動比例為20%至30%，一些外資企業此項比例竟高達40%。
在贊比亞，某些中資企業的薪酬和勞資沖突已成熱門社會話題，發生過數起惡性事件。去年8月4日，當地數百名工人和村民沖擊中國民營資本科藍煤礦，造成中國員工1死4傷，起因就是當地工會沒有及時告訴工人與煤礦的工資談判結果。
面對這類沖突，不少東道國政府選擇了強制性大幅度提升工資標準的做法。
在越南，從2003年至2010年初，政府六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外資企業工人最低月工資標準提高至134萬越盾。在贊比亞，2011年2月受雇者最低檔次月最低工資標準從26.88萬克瓦查（約57美元）提高至41.9萬克瓦查（約88美元），漲幅56%，其他各檔次（技術類工種）漲幅分別在20%至42%之間。此外，月交通補貼標準從8萬克瓦查漲到10.24萬克瓦查；月午餐補貼從7萬克瓦查漲到12萬克瓦查；國內出差補貼從每日10萬克瓦查漲到19.5萬克瓦查，漲幅在28%至95%之間。不到一年半之后，2012年7月再次大幅度加薪，一般雇員最低工資為113.24萬克瓦查，比上年2月的標準提高了170%之多。
這樣大幅度提升工資標準的效果如何呢？
越南、贊比亞兩國在各自所在區域內都屬于高通脹國家。以消費者價格（CPI）漲幅衡量，無論是1992年至2001年間年均漲幅，還是2002年至2012年歷年漲幅，越南均高于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平均水平，近幾年多次接近、乃至超過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撒哈拉以南非洲通脹率長期位居世界前列，贊比亞在該區域又長期高于平均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贊比亞消費者價格年均漲幅高達52.4%，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的兩倍，2011、2012年兩年雖然低于本區域平均水平，但仍高于亞洲、中東歐、拉美及加勒比三大區域平均水平。
在高通脹環境下，為維持實際收入和生活水平，工人們很容易訴諸罷工手段以爭取加薪，或是頻繁跳槽。要根治這一問題，該做的是調整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抑制通脹，因為抑制通脹不僅能確保廣大勞動者的收入不被侵蝕，而且能降低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激勵實體經濟部門生產性投資和經濟增長，進而可持續地創造更多就業。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通脹持續居高不下，自2003年以來，經濟增長曾位居亞洲新興市場前列的越南實際GDP增長率就一直低于整個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平均水平。鑒于當地勞資雙方圍繞薪酬發生的沖突很大程度上源于高通脹，東道國政府強制性大幅度提升工資標準非但無助于治本，相反卻可能火上澆油。在勞動生產率和總的產出水平沒有明顯提升的情況下大幅度提高工資，直接結果便是大幅度提高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過于頻繁的工資調整又必然影響投資者的預期，且有打亂投資者規劃之虞，只能激勵投機性較強的投資者，卻打擊實體經濟部門生產性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