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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底特律破產的故事，人們對中國的地方債務風險也不免嘀咕起來。雖然時不時有審計風暴什么的，但地方債務的風險卻似乎很難控制。原因其實是清楚的，學界和媒體早已不止一次地指出，對政府官員的政績考察尚沒有形成明確的“債務指標”，這就導致債務不透明，債務一屆壓一屆，前任推后任。
比如有媒體報道，地方領導只有近憂，并無遠慮，只管眼前事、本屆事。一些領導坦言：“上任借了錢搞工程、搞項目，有口碑也有政績；本屆政府絕不能勒緊褲腰帶還債。”
底特律破產對于我們的地方政府而言確實提出了一個警示，很多地方政府超前發展和跨越式發展，留下了大量的債務。不過，中國的城市絕不會破產，因為中央和地方雖然分稅制了，但還是在一張灶上吃飯，地方普遍都會想，真出了事，上級政府直至中央是不會撒手不管的。甭看地方政府老抱怨分稅制不徹底，老是中央請客，地方買單。但也正是因為不徹底的分稅制，因為沒有地方自治基礎的分稅制，即使地方買單把卡刷爆了，也有人幫其還信用卡的。
也就是說，在當前的體制下，討論中國城市是否會遭遇一場底特律式的破產，原本就是關公戰秦瓊。美國是聯邦制國家，中國是單一制國家，所以美國不叫中央政府，而叫聯邦政府，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彼此之間分灶吃飯，各有一套法律體系和財政體系，華盛頓沒有義務也沒有能力去避免底特律的破產。而在中國，中央政府就是一個“總托底”，雖然其極不情愿被地方拖下水，但若某個城市真的出現了巨大的債務風險，必然會“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地方的債務風險，有的是辦法轉嫁給老百姓、當地企業和上級政府，以至于最終以中央政府的信譽來托底。中央政府錢不夠的話，可以打開印鈔機。
所以，底特律玩不轉的，我們的城市可以玩得轉。因為，在我們的城市里，政府是掌握資源的，而且這種對資源的控制力非常強。同時，薄弱的財稅紀律不足以有效約束政府的收支。這兩種情況，便賦予政府將債務風險轉嫁或核銷的權力。前者，政府通過賣地等運作可以將債務轉嫁給企業和老百姓，后者，是財政用錢去補債務的窟窿。財政的錢都是納稅人的錢，羊毛又是出在了羊身上。
正因為如此，媒體不厭其煩地給地方債務算總數，每每算出一個驚人的數字便驚呼一下，而地方政府則總是面帶微笑，自信表示“債務風險總體是可控的”。倒不是地方政府強顏歡笑，而是有足夠的資源去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官員的自信不等同于老百姓的自信，因為最終的債務買單者，除了老百姓別無其他。所以地方債務風險的控制，審計風暴解決不了太大問題，出路在改革我們的政績考核制度、土地制度以及財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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